“书写总要归到人的普遍处境”

东方早报：这些年来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等《时间的名字》和《尽头》这些有小说痕迹的散文出来后，我觉得可以问了：你为何不写小说？

唐诺：不能啊！是做不到的悲怨。我把它称之为能力问题，能力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思维方式可能不适合。在我太年轻的时候，身边就有太多绝好的小说家。于是标准就会提得很高。你面对天心（台湾作家朱天心）、天文（朱天文）、骆以军、朱西宁、舞鹤，你不能写到那（指他们的水准），你起码要写到他们的80%吧，这样，你才值得一做。过了一个年纪了，写小说又不容易了。

昨天梁文道也问我有没有想过要写小说，我说有啊，而且我最近一次还是挺认真地做了准备，是想写孔子。阿城知道后，也给我很多鼓励，谈了很多，连大约的样式，我都想过。我用子贡来看孔子，小说一开始孔子就死了。不过后来还是没有写。我做不到，做得到的话，我真的想写。

东方早报：某种意义上，你的这些散文背后有一种小说的写法。你怎么看？

唐诺：梁文道也提出一个说法，认为我的书写结构比较像小说。博尔赫斯说，有时候航海看到一个岛，你只看到头和尾，你不知道中间是什么，想象那个岛的中间有人在生活，有人在生老病死，有人跟我们一样。你去把这些写出来，就是文学。我的解释过程就是为了抵达那里，就是把那一句话一个结论说出来。比如，资本主义可能不会创造中产阶级。可以直接说出来，但不会有任何意义。我就等待一个经济学家说出这句话来，后来我等来克鲁格曼。但这个过程里，细节不断进入。我并不是那种衍生地、任意地、快意地书写，因为永远反复修改，永远在找寻繁简中间的那个点。

东方早报：从《时间的名字》到《尽头》，这些动辄上万字的散文，表面上看主要写文学，但背后你谈论的是社会现实。是否如此？

唐诺：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说，书写者必须书写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甚至当成自己的责任。这在很多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比如君特·格拉斯，他邀请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写他们活过的20世纪，写我们认真活过的时代。在这之前是巴尔扎克，他和格拉斯不同，他用一个人来完成时代书写。但我比较紧张的是，我们说一个时代的时候像是一个缅怀，一个巡回。但人的当下处境是连续还在发生变化的东西，没有边界，是我们这些人共同承受的处境。所以，书写最后总要归到人的普遍处境。只是在《尽头》里，这个部分更加强化。

我的下一本不会那么厚，处理比较小的话题，我希望15万字，是重新看《左传》。说《左传》是个小的话题，这是要挨骂的，我是仿用一个体例，已经完成了两篇。博尔赫斯曾经用七八篇文章谈《神曲》，我本来想要仿造这个。每篇文章8000字，8篇文章64000字解决了。但历史有沉重的一面，我发现8000字承受不住，我希望每篇12000-15000字解决它，处理8个最多10个关于《左传》的话题。但我不是回归到重述历史。其实还是当代思索；回到过去，内心的关怀还是当下。你是在向死人问答案，找答案，那是一个现实和逼迫。

东方早报：在《尽头》里，在“忘了预言金融大风暴的克鲁格曼”一篇里，你用散文的形式谈了经济学问题，其他16篇大体还是从文学出发，但这一篇显得比较怪。为什么会这样？

唐诺：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面临一些困难，就是有些话题我想谈，但不知道该不该谈，尤其是克鲁格曼那篇，犹豫了很久。因为我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学问题，但以我个人的经济学能耐，能不能谈？可以说到什么层面？但最后还是写了，后来“中研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学的一个院士说，大体没有什么硬伤。我觉得，如果要处理一个当下人的处境问题，有些议题不能回避，比如民主政治现状、资本主义现状，所以在《不那么担忧电视的钱永祥》里谈民主政治，在《克鲁格曼》里谈资本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雷曼兄弟事件以来，你明显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灾难，起码在台湾，但经济学者都不出来讨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比如在《在湖水上唱歌跳舞的卡钦那》一篇里，我写的是台湾现实政治。台湾进入了大游戏时代，民主政治这么重要的东西全部化为游戏。卡钦那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崇拜，当你死后，没有一生的劳役，以小孩的形象在湖水上唱歌跳舞。可是，当我们都还活着的这个世界，也成这样了，这是怎么回事？

东方早报：在你那里，“尽头”意味着什么？

唐诺：“尽头”只是我在书写中不断碰到的议题，因为你好像必须存有某种（尽头）意识，跳到外头。但你毕竟写当下现实，现实很容易无边无际，没有整体面貌，你很难思考它的意义，因为你在它里面。如果你有尽头意识，跳到外头——比如资本主义好像是无可阻挡的，当你有尽头概念的时候，就会想象没有资本主义的世界。明明处理民主政治可以更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明明可以有其他可能，为什么没有发生。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这套系统的可能性？所以《尽头》不是末日之书，它没有恐吓，我觉得博尔赫斯最聪明的那句话是，“狗为什么没有叫”。这里包含着很多人类的重要想象，逻辑、几率上都有可能，可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如果我们有能耐改变的时候，是否有几率让它发生？

东方早报：《回布拉格开同学会的伊莱娜》这篇处理时间、年老的概念。这是否与你渐渐步入老年有关？

唐诺：这一篇处理一个大的时间矛盾：我们活得更久了，我们的生命时间却更短了。其实也处理我一直关怀的东西，就是人的年龄状态和自我状态的矛盾。这些年，在台湾，上了年纪的东西慢慢被忽略。那些伟大的作家，我们都说他们老了，不行了，但我不这样想。比如昆德拉，我觉得他越来越好了，我听过很多人说他的黄金时代过去。昆德拉说的，每个年纪都是不同的生命观察站，他会期待一个改变。博尔赫斯写过年老和年轻的他碰面，几乎不能对话。年龄是被低估的重要的因素和分析概念。我不喜欢哀怨，所以写的时候，要避免这样的误会。这两年，我们这个时代在丧失的东西就是对文字语言的善意和耐心。卡尔维诺说，辩论没办法说服任何不想相信的人，但彼此必须要有善意。但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损失最多的东西。

东方早报：你处理政治、经济、时间等议题的时候，所用的材料还是你熟悉的那些名字，昆德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格林……

唐诺：当你用一个途径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面向。那些在我视为楷模的书写者，我并没有说出他们真正了不起的地方，他们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没有被指出来。我源源不断地解释的原因也在于此。有些话，他们说得真好，我没办法说得更好，我当然要用他们的了。我明明看到一个更准确饱满的说法，为什么要转化成我的但拙劣单薄的说法。我从来不后悔对这些人的引用。所以，我使用博尔赫斯用到“厚颜无耻”的地步。这些都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必须记得认真读他们。对我来说，这是公共财富，你需要做的就是好好读好好用，所以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东方早报：你在文章里也喜欢不断游离，岔开话题，这些分岔和细节都是必要的吗？

唐诺：有一两句话可能是我的话，也可能是我喜欢的书写者的话，我要把它说出来。有些时候，你可以直接说出来。但那样，那个话就无法显示真正的厚度和丰富性，为了把那句话说出来，你可能要准备三四千个字，然后终于我可以把这句话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