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在美国有严格程序，中国还需建设”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苏州

李娜是第一位在美国接受完整公众史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拥有近十年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主要历史城市的实地研究经验。2006至2012年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环境研究所、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美国旧金山大学担任科研和教学工作。2013年春，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同年秋，作为青年百人引进人才受聘于重庆大学。目前还兼任上海师范大学公共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历史嘉年华2013”举行期间，早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公众史学基础是受众

东方早报：Public history在国内有很多提法，包括公共史学、公众史学，过去还有民间史学、应用史学等，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提法是什么？

李娜：这个术语在美国没有争议，但在中国，包括其他非英语国家可能就会有问题。目前主要有两个版本，公共和公众，学界也有分歧。我个人喜欢用公众，因为感觉里面更有人性，三人为众，而公共好像包含着一种一致性的追求，与多元性相违背，但public history本身强调的是在活跃的积极思索的空间里，进行历史知识的传播、解释、探索。公众就显得更有历史中的人性，体现受众为基础。至于应用史学，可能是比较早期的提法，但我们早就证明了我们不是将象牙塔里炮制的知识应用于实践，我们本身就是历史学的分支，有前沿的文章，有实证内容，希望将来在中国也能有期刊、年会、章程等等。至于民间，美国没有民间和官方这样的分类，所以这个说法并不合适。

东方早报：你作为第一位完整在美国接受公众史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并且一直在海外相对成熟的环境中进行相关实践，为何选择回国？

李娜：在美国公众史学的年会上，我是第一个华人面孔，我导师当时就跟我说，如果中国也能开展自己的公众史学研究那就太好了。我回来，确实是希望帮助国内完成学科的建设。

公众史学面临的隔阂，不仅在实践与学院中间，学院内部也有很多，在美国这个学科也没有完全被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所接受，他们可能始终觉得我们是“应用”。回国也是看到了国内有一定的公众史学产生的基础，新媒体的兴起、一些实践者的努力，像历史嘉年华这样的活动，令我非常吃惊，原来国内已经做了这么多。但是空间还有多大？怎么让社会接受、受众接受、体制内接受，还需要一定过程，而我愿意为此进行尝试。我们是始终跟受众在一起的。

东方早报：但博物馆学也在强调与受众的关系，与公众史学的界限如何厘清？

李娜：是的，我回来才知道国内博物馆、档案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而且很强势，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系统工作。但在美国，其实公众历史很多培训项目都是以博物馆为方向，这就是实际应用中的差异，我们正在考虑在文博体系之外，将公众历史与城市研究、本地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比如做一些城市保护、空间遗址保护等。目前的博物馆可能还是比较缺跟公众对话的机会，公众去参观时，就是看到几个东西放在那里，没有语境，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多有专人讲解。但我们希望在讲解之外，还有一个与公众的沟通平台，收集反馈信息，从中得到启发，还可以引入一些本地社区的特点，针对此做一些讲座，让博物馆做得更活一点。

美国口述史研究

有严格执行程序

东方早报：在美国学公众史学需要接受哪些训练？

李娜：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课有4个学分，而其他很多课程往往是2-3个学分。训练过程里自然包括读前沿理论，也要求直接进行实践，与团队、受众沟通。还有实物呈现的部分，比如在博物馆里，挑选一个瓷瓶，研究怎么让它在公众历史相关的领域进行呈现，与公众发生关系。那我没有瓷器知识的储备，就需要查资料、看现场、team work，这种训练会花很多时间，远远超过规定学时，晚上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两点钟。但做出来就很有成就感，相关的社区非常喜欢这样的内容。我们会要求在实际场景中锻炼技能，参与社会实践。

东方早报：在美国做口述史需要什么流程？

李娜：在美国，口述史研究有严格执行程序，不管你是用于研究还是出版或者其他目的，首先需要备案，提交申请，列出你的研究课题、受访人群、时间、提纲等，完成备案的程序。这是进入现场前需要完成的。

在正式采访之前，需要向受访对象说明情况，比如我是要用于学术研究，还是用于发表，还是只是我个人兴趣，我会不会涉及商业用途，涉及隐私等等，由受访对象签字确认。其次我需要介绍，我是否会录音，你是否允许，如果录音我是用什么手段，比如录音笔还是摄像机等。第三，我需要说明受访对象随时有权中止采访，比如有些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受长时间采访，或者因为涉及过去有人心理上无法接受等等。比如一些老人，就不能超过一小时的采访时间，如果有一个3小时的采访，就必须分三次进行。这些是采访时必须执行的程序。

采访完成后，我把录音整理之后，必须让受访者重新过目。在研究成果发表之前，我需要再让受访者确认，得到回馈后才可以发表。比如说我最近要结集成书，那我必须再一次向30多个受访者发邮件，把跟他们相关的部分附上，确认他们同意才能出版。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程序。就我所知，美国与加拿大都是非常严格遵循这样的流程的。

在美国这套程序已经非常成熟、制度化，你所需要的只是遵循，但在中国，可能还是需要从无到有建设的，但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不管在什么环境工作，都希望能够执行，保证信息的平等、透明、开放。

东方早报：国外似乎已经有口述史软件的存在，它主要是什么作用？

李娜：我在加拿大做口述历史研究的时候，当时已经有口述史软件的应用，比如在网络平台上的大量信息，放在一个数据库里加以分析。在我2011年离开加拿大时，这个软件还在第一阶段，而现在已经是第二阶段，就是受访者之间的信息可以沟通了，比如我说这个地方我爷爷曾经住过如何如何，而你也有相关经历，就可以补充我的内容。这样的话交流不会断掉，是活的历史，也能证明材料的原真性。通过口述历史的比较与交流，可以挖掘出很多一般档案馆、协会查不到的东西。而且我们可以将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解构，如果10个人同时提到了集体记忆这个词，那我们就会再度进行搜索、查询，分析原因，确定下一步的研究主题。我相信在国内也可以开发这样的系统。

东方早报：口述历史如何处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李娜：通常而言，史学界认为记忆不是历史，历史也不是记忆：历史是事实，是文本，而记忆总是不可靠。但公众史学界自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公众历史是与公众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挖掘一个建筑、空间的历史时，如果只看到这个建筑是什么时候建的，什么类型的建筑，这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还能将人的因素挖掘出来，看到公众对于这个建筑有什么样的记忆，哪些是共同的，这就跟刚才发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属于另一个层面的历史。但这一种历史，往往不被规划的人、建设的人所重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公众历史，通过口述史，将这类空间中的情感内容挖掘出来，放在公众平台上供人交流。在这种意义上，记忆本身就是历史，而不是通向历史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