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通商与上海人特性的形成

熊月之

通商口岸的辟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方面，外国军队、商贸、宗教势力纷纷进驻中国，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某些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刺激了中国人的觉醒。

开埠通商的三个特点与

近代上海城市

所谓开埠，就是开辟通商口岸。拓展东方市场，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外扩张的内在要求与必然步骤。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口，在广州又对外国通商活动作了种种限制，这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列强的需求。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面见乾隆皇帝，所提要求之一，就是在中国增开通商口岸。嘉庆、道光年间，东印度公司又不止一次地派人到中国沿海地区打探情况，也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提出增辟通商口岸的要求，均未果。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了包括开辟通商口岸在内的要求。

《南京条约》规定辟为通商口岸的是五个城市，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合称五口通商。五口之中，厦门开埠最早， 1843年11月1日；其次是上海，1843年11月17日；再次是宁波、福州。广州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不久就宣布开埠，但由于广州人坚持反对洋人进城，直到1859年，广州沙面租界才基本议定。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中国被迫增开天津、汉口、九江、镇江等11个口岸。这样，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就开了16个口岸。以后，列强又逼迫中国开辟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至1930年间，中国共开放77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 。

说到开埠通商，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第一，通商口岸并不等于租界。在一部分通商口岸，列强设有租界，而更多的通商口岸则没有租界。近代中国先后存在过26个租界，并不是所有通商口岸都有租界的。上海先是三个租界（英、法、美），后来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汉口曾有五国租界，天津曾有九国租界。第二，租界并不等于殖民地，所有租界，无论是上海租界，还是天津租界、汉口租界，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单管租界，土地的主权都仍然属于中国，租地者都要向地主缴纳租金。第三，并不是所有租界都是中外混处的，上海租界在开头八九年实行的是华洋分处原则，广州沙面租界自始至终实行华洋分处原则。一般说来，华洋混处的租界对华人社会影响较大，华洋分处的租界影响较小。

就上海而言， 1843年开埠， 1845年开始设立租界， 1943年租界在法律意义上收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完全被收回。西方列强依恃不平等条约，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将上海租界建设成对中国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大本营。另一方面，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将租界变成一块西方文化飞地，成为展示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这极大地开阔了上海人视野，刺激了上海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也有利于上海城市的发展。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两租界与越界筑路地区，是上海城市的重心，其面积是华界市区面积的七八倍，上海城市的精华部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均集中于租界。开埠以前，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开埠以后，人口持续增长。1875年，上海已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与广州。到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跃居全国第一。那以后，上海一直是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人口已相当于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四个大城市人口的总和。1947年，上海人口相当于三个北平，或四个南京。至于在全国的经济比重更是高得让人难以置信。金融方面，1936年，外国在华银行总部全部设在上海，华资银行58家设在这里，占全国总数的35%。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有81.2%集中在这里，银行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都集中在这里。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

就开埠与近代上海城市关系而言，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但说得最为直接、简明、透彻的，是著名士绅李平书。他在清末便说过：

自通商以来，五洲万国莫不知地球上有此繁盛之区，而上海之名，洋溢乎泰西远东，更无论中国二十二行省矣。然当未通商以前，自元迄于本朝道光中叶，遥遥五百年，上海一县，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在通商以前，五百年中，如在长夜，事诚无足称道；通商以后帆樯之密，车马之繁，层楼之高矗，道路之荡平，烟囱之林立，所谓文明景象者，上海有之。中外百货之集，物未至而价先争，营业合赀之徒，前者仆而后者继，所谓商战世界者，上海有之。然而文明者，租界之外象，内地则黯然也。商战者，西人之胜算，华人则失败也。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李平书《上海三论之一》）

一句话，没有开埠通商，就没有近代上海城市的突出地位。

开埠通商与包容特性

开埠通商，对于上海人特性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于上海人特性，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讨论，我以为最突出的是以下四点，即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

包容，一是包，海纳百川，这是从城市总体上说；二是容，宽待异己，这是从各个地域文化上说。近代上海人口八成来自全国各地，内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诸省为多。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成为全国各地人口大拼盘，使得上海人口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于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各地方人来到上海，并不像一把盐撒到水里，全无形影，而是结为一个一个小的团体，即同乡组织，包括前期的会馆公所与后期的同乡会。从晚清到民国，上海同乡组织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他们是各地来沪移民的准政府，其作用既为移民所认同，也为上海地方政府、两租界管理机构所认可。他们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介绍婚姻、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戏曲、祭祀方式等。各地移民遇到麻烦事、开心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同乡与同乡组织。上海地方政府或租界管理机构遇到事情，照例也会去找个同乡组织头面人物。小刀会起义、两次四明公所事件，都与同乡组织的作用有关。1897年小车工人举行抗捐斗争，反对租界当局加捐，问题的最后解决，就是由租界当局、上海地方政府与苏北同乡组织首领协商的结果。同乡组织联络、服务同乡的能力，与同乡人口规模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江、浙、粤、皖等地移民人口较多，其同乡组织按县、府设立的就比较多；西北、东北等地在沪人口较少，其同乡组织就多按省或跨省设立。

说到包容，或许有人会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哪有包容的雅量！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上海人历史的不了解，是对上海人特性的不了解。1949年以前，上海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晚清时期，上海还没有户籍管理制度。民国时期，上海于1920、1924、1925年进行过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不精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上海进行过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但户籍与经济利益没有关联。汪伪时期，上海实行保甲制度，颁发市民证、居住证，但1945年以后，户籍管理又基本处于放任状态。上海人来的来，走的走，来了，住下，有稳定的工作，就是上海人。走了，就不是上海人。有的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因此，那时所谓上海人，本身就是流动不居的一群。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各地谋独立之人尽为本地人，王金发等谋浙江，焦达峰等谋湖南，胡汉民等谋广东，于右任等谋陕西，唯独谋上海独立之人，无论是同盟会的陈其美，还是光复会的李燮和，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上海光复后，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府都督，从来没有人因为他是浙江湖州人而提出过异议。二是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毛泽东等代表长沙，王尽美等代表济南，董必武等代表武汉，他们都是各个省会城市所在的本省人，唯独代表上海、北京两城市的代表不是本地人。上海代表一是李汉俊，湖北人；一是李达，湖南人；北京代表是张国焘与刘仁静，都不是北京人。李汉俊与李达都在上海生活没几年，都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会议，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的籍贯提出异议。这两个例子雄辩地说明，清末民初，无论是上海本地人，还是其他地方人，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即上海是全国人的上海，不只是上海本地人的上海，就像北京是全国人的首都，不只是北京人的首都一样。既然如此，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

那么，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说法从何而来的呢？

这一说法其来有自，酝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8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高度开放的上海，变成了相对封闭的上海；以商贸为主的上海，变成以工业为主的上海；充分市场化的上海，变成了高度计划化的上海，特别是1958年户籍制度的实行，迁出容易迁入极难，上海人口趋于固定化。国家实行“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政策，看上去是对等的，互相支持，但是，全国支援上海的是煤、电、原材料、农副产品，低附加值，上海支援全国的是轻纺产品、高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一辆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套培罗蒙西装，可以换一大车农副产品。与此同时，上海对全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 1／6的财政收入，而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0。上海用于自身城市改造、发展的余地很小，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极为突出，弄得上海人灰头土脸。这种情况到80年代达于极点。

上海户口被附加了很高的价值，上海产品与优质、精致、洋气联系在一起，上海人身份与聪明、能干、奉献联系在一起。这既催发了上海人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强化了上海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意识，同时，也使得上海人捉襟见肘，过日子不得不精打细算，半两粮票、假领头，都是这么出来的。内地人出差来沪，通常要带一长串购物单，或为己用，或留送人，从服装、皮鞋、手表到糖果、饼干，无所不有。以移民人口为主体的上海人，与内地、乡村联系本来密切，在内地、乡下的亲友相对多些，来客相对频繁。与此不相适应的是，上海人待客条件极差。客多容易生怨，频繁容易冷淡。于是，在一部分内地人眼里，上海人既精明，又小气，还傲气。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闸门逐渐放开，先是蓝印户口，然后是按需引进。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400万，其中900多万是新时期从各地引进的。人们发现，青少年会说上海话的越来越少，以至于有些学者要呼吁保护上海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海移民传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与此同时，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城市交通与生活环境也得了空前的改善，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说法也就自行消解了。

由此可见，从历史长时段看，所谓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排外”的说法，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如果从开埠算起， 170年当中，最多占四分之一时间。

争优的社会风气

争优，追求卓越。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崇洋，崇尚、学习西洋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二是勇于创新。

先说崇洋。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最多时超过15万。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有些人甚至出生在这里。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这对上海人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上海人也曾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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