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悠悠蓝天情》张家驹：我的军校讲台情缘

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我的军校讲台情缘

张家驹

1951年6月，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分配前夕，学校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来校作报告，东海舰队司令员到校动员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国防建设。在校园内迅速掀起的轰轰烈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参军热潮中，我有幸被批准参加人民空军，分配到湖北孝感空军第五航空预科总队学习。1952年初，我从预总结业留校，而后1957年进空军政治学校学习，学毕又留校，直到1998年退休，没有离开过空军院校，同军校讲台结下了不解之缘。

回顾几十年军校生涯，感恩党的教育培养，最最令我难忘的是育我成长，使我终身受益的军校广大学员。1952年部队“文化大进军”，我刚担任文化教员，就接手一个扫盲“补学班”。上世纪50年代初，空军初建，从陆军中选调一批骨干，其中文化程度偏低者，先安排进预校“脱盲”、补文化，才能进航校学飞行，学地勤。当时部队“扫盲”，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一天认记百多个汉字，那些跟不上进度掉队下来的学员都集中在我这个“补学班”里。从未当过教员的我，18岁上讲台一点儿也不懂得教学。教注音字母、突击识字、“生字搬家”等等，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讲究调动学员情绪，营造课堂气氛，让学员始终保持高昂的学习激情跟着教员走。记得第一次上讲台前，我把准备好的教案背得滚瓜烂熟，开场白第一句讲什么，用什么表情，做什么手势，都练了又练，可是临到讲台上一站，还是紧张得不行，两只眼睛不敢正视台下，只顾按着准备好的话，一句一句往外掏，按着设想好的套路，一步一步往下赶，下课铃声还未响，我写在教案上的东西已经全部掏完，眼看就要晾在台上“哑巴”啦！结果是台下一阵响亮的掌声把我救下了场。真是些可敬可爱的人啊！他们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教员没有责备，没有嘲笑，有的是爱护和鼓励。这个班的学员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班排骨干、共产党员，有的还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论年纪都是我的兄长，旧社会剥夺了他们识字受教育的权利，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抗美援朝，巩固国防，他们把课堂当成战场，把难认的汉字当作“顽固的敌人”来打“歼灭战”。他们苦难的身世和历历战功教育着我，他们顽强拼搏的学习精神和诚挚朴实的品德感染着我。我经常在讲台的抽屉里发现不知是哪个学员塞进的一个鸡蛋，一把花生，几片孝感麻糖。在同他们日日夜夜的相处中，我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我觉得能为这些可敬可爱的人服务是最高尚最光荣的。正是他们教我懂得了什么叫作革命工作，什么是教员的责任，应该怎样做一个革命军人。“补学班”的学员终于赶上了队，庆功大会上的大红花，又使我懂得了该怎样对待荣誉。

讲台启我人生，更是促我勤学、催我奋进的持久动力。人是有潜能的，也有惰性。惰性令人在舒舒服服中销蚀斗志，磨灭才能。克服惰性，需要外界的压力，更需要自我加压。1953年，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部队开展正规的政治理论教育，组织上决定我改行当政治理论教员。在教学岗位上，从起初只能跟着老教员做些课后收集情况和解答问题之类的辅导工作，到后来可以上台独立讲课；从给预校基层干部讲《政治常识》，到进京在空军司令员、政委面前给军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的将军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从担任政工培训、轮训班的课程，到为大专、本科班和硕士研究生开课，每上一个台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都是形势逼人、教学要求节节提高的压力下“压”出来的。回想起来，压力最大的要数上世纪80年代，空军政治学校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升格为学院,其时我已任职哲学教研室主任数年。当时全国改革开放形势迅速发展，理论界经过拨乱反正，不断解放思想，哲学教学承袭苏联教科书体系那套模式，越来越跟不上形势，教员在讲台上费劲不小，学员却反映平平。全国各地高校都掀起了哲学教学改革的热潮，我校怎么搞？在一次全校讨论教学改革的训练工作会议上，根据军校特点和适应培养新型军队政工人才的需要，我代表教研室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应用于具体科学，向“应用哲学”方向拓展的教改新路子，得到院首长和训练部领导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在上级的领导下，经过精心策划和教研室集体攻关，我们先后开创了《思想工作辩证法》《军人伦理学》《美学与思想政治工作》《逻辑与政治工作》《军事认识论》等5门新课程，并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相继出版了相应的专著或教材。1989年，学院向国家教委申请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我院在激烈的竞争中得益于“应用”特色，一举申报成功。学院领导指令我担任“军事认识论”研究方向的首任导师，并于次年即向社会招生。我第一次带研究生深感压力重重。“军事认识论”是哲学认识论与军事理论交叉的创新学科，没有现成的样本可循。哲学理论方面，领导曾送我进交通大学哲学教师进修班“充电”，有了些底；军事方面，我入伍后一直做政治工作，对于军事理论完全是门外汉。“己所不懂，焉能教人？”我在讲台耕耘有一信条，犹如农民种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力争提高每堂课的“含金量”，不能对不起学员，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绝对不行的！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抱着军事知识词典起步，从学习几本基础性的军事教科书开始，研读《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中外军事名著，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军事思想，涉猎当代高科技兵书，四处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努力运用哲学原理分析军事事物、现象和过程，又把军事一般理论提升到哲学认识论高度，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卡片，边编写讲义边带教研究生，边整理研究心得边发表论文，历经四个寒暑，由我和另一位同志主编的全国第一本《军事认识论》专著终于出版。这本新书很快得到军事科学院等同行的认可和重视，我也借此得以忝入“军事理论工作者”队伍。于是应邀出席军事学术讨论会，同军事理论界的同行合作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中的军事重点课题的研究项目，受聘为《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军事辩证法分册》的条目撰稿人和该学科的特邀编审等等接踵而来。参加这些学术活动，直接推动了教学，使我受益匪浅，对军事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也可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了，影响较大的论文被分别收入《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国军事文库》和《世界学术文库》。这些成果以及多次获得军队和地方的政理研究奖项，我都把它归之于源自“讲台”的扩大效应。

讲台装点我人生，给我欢乐，慰我心灵。有人曾经把教师的职业比喻为蜡烛，说是照亮了别人，烧尽了自己。我颇不以为然。以我之体验，教师的劳动绝不是单纯的付出。教学相长是真理，师生互动是“双赢”的事业。教师一种形式的付出，得到的是多种形式的回报，特别是精神的收获是难以计量的。备好一堂课是艰辛的，但是遨游书海，上下求索，对所讲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见解，解开了心中的疑窦，理顺了思维的逻辑，找到了恰当的表述方式，真是比过节还高兴；写讲稿，编教材，著论文，常常为解释一个难点问题穷思苦索，为提炼一个论点绞尽脑汁，有时端坐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疑是“山重水复”，然而，蓦然顿悟，迎来“柳暗花明”，文如泉涌，真是畅快无比。尤其是我所面对的教学对象大都是来自部队的干部学员，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专长和智慧，都是我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有时遇到一些难题，往往被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框住了，或者被自己的思维定式卡住了，冥思苦想不得其解，这时，带着问题走到学员中间，同他们聊一聊，论一论，往往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确实是教育的至理名言。教学过程还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对流”活动，课堂上“知识对流”和“情感对流”交织一起，相互辉映。一堂“对流”顺畅、默契，师生交融、和谐的课，实在是一次绝妙的美的享受。这一类享受甚至可以延续多年。学员毕业出校了，但师生之间的“对流”仍持续着。学员们常常给我送来一些新鲜信息，或报告工作的调动、职务的升迁，或咨询某个问题、寄一篇征求意见的文章，或一张贺卡寄予节日问候，或一个长途电话，没有什么事，就说想念老师了……每念及此，我都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去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参加一个军事理论研讨会，应邀出席当地驻军热烈庆祝建军节的大会，驻地领导机关和部队的官兵都来了。大会休息时，一位空军上校走到我面前，向我“啪”地一个立正，敬礼，自报是空军政治学校第几期的学员，说是20年前听过老师讲的哲学课……啊！20年前！我望着这位叫不出名字的学员，已想不起过去的容貌，可他还记得我昔日的劳动。我望着他亲切、真挚的目光，攥着他久握不放的双手，内心无比感动。所憾的是，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我能奉献给他们的，实在是太少了。

1998年我满64岁，退休了，许多工作逐渐淡出了生活，唯有深深的讲台情缘割舍不掉。我接受了学院的返聘，继续为硕士研究生讲《军事哲学》。讲台是我同年轻人沟通的窗口，站到讲台上，就有求索，就有播种，就有希冀，就感受年轻。能继续在讲台释放生命的能量，是自己生命活力的佐证；能为莘莘学子付出自己的心力，也是晚年生活中的莫大欣慰。当然，凡事总有个始终，70岁一过，我自知已经精力不济，主动选择了离开。如果，下辈子有幸还能来到这个世界，我想，我还是会选择：进军校，上讲台。

(原标题：[连载]《悠悠蓝天情》张家驹：我的军校讲台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