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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矛盾由来已久,难道医患双方天生就是仇敌吗?必须说,医生中确实有医德差的败类,患者中也有无赖流氓,但这绝不是造成如今局面的关键。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制度,亦不讨论社会进程这些大命题,让我们作为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来看待这件事。先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普通人是如何认识生命和医生这个职业的。他们尊重生命,于是尊重拯救生命的人,并给医生高的社会地位和高的经济收入,这是共识。同时,敬畏生命,因为文化积累的关系,能够理解很多疾病其实无法治愈,不会把医生当成万能的圣贤。
所以最终,我们回归到道德。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无价,不可复制,这个工作本来具有不能单纯用服务、职业来衡量的特殊性。医生首先要做到尊重生命、善待病患,以医德与医技救死扶伤。但现实是最值得尊敬的守护生命的职业变成了宣泄矛盾的窗口,认知出了问题,之后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时候,其他群体对杀医事件的漠视,也就可以理解、情有可原了。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漠视,一起就这么互相攻击下去,进行无谓的人与人的斗争,而不去自省道德的缺失,不去尊重别人,不去呐喊并努力改变不合理的诸多现状,那么,类似的激化事件会在各个行业不断爆发,演化成无限的黑暗。
在暴力面前,所有的被加害者都是弱势群体。所以期望医患双方都进行自省:你是否尊重别人,你是否敬畏生命,你是否崇尚道德,你是否努力改变。一切以理智为名的漠视,一切以自己为名的旁观,一切以自己曾经的不快而进行不理性非善意的发泄,都是加害者,最终,都是受害者。
这里引用德国新教神父马丁·尼莫拉的忏悔(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碑文中文翻译版)来作为结尾: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转换为以温岭事件为背景的版本会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他们杀了温岭无辜的医生,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医生;接着他们挟持绑架了护士,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护士……然后呢?最后你我生病了,去医院,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因为他们要么被砍死了,要么因为同行被砍死而没有任何人有任何举动而心死了。
虽然夸张,但这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去面对、去讨论、去改变的话题,因为医患双方都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