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美国没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利比亚,奥巴马简单直接地坚持了美国的价值观,帮助利比亚的人民推翻了残暴的独裁者。但在美国国家利益凸显的巴林,奥巴马却拒绝支持抗议者,因此被指控为伪善。而在美国国家利益恰巧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叙利亚,他有些犹豫不决、反应过慢,可能早就错失了支持和平抗议和应对伊朗战略挫折的机会。另外,在平衡他希望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理想化愿望和他要扮演以色列捍卫者的需求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奥巴马再次发生了相似的处理不力,导致美国政府百般阻挠巴勒斯坦领导人在2011年秋天向联合国谋求会员国地位。而让巴勒斯坦成为新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倡议,却正是奥巴马在1年前的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的。
总的来说,觉醒运动开始后,相对一致的美国政策会否在中东地区产生大不相同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影响力本身是有限的。但是,结合奥巴马追求以巴和平协议的失败,再结合土耳其不惜牺牲与以色列关系为代价决心在阿拉伯世界称雄的事实,美国并没有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发展制定出有效战略,仅仅对一波接着一波的无法预料的事件作出反应而已。与埃及的盟友关系,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与沙特阿拉伯的协定,以及土耳其—以色列战略关系,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地位的传统支柱,而现在,这些支柱全部摇摇欲坠。唯一的一线希望是,伊朗与其盟友叙利亚正在面临着更加糟糕的问题,是叙利亚挑战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主导地位的失败战略的核心。
如果奥巴马成功连任,他需要制定一个新的战略,取代“美国治下的和平”战略。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及萨达姆 侯赛因的军队被逐出科威特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治下的和平”战略为美国参与中东事务提供了指导。奥巴马或他可能的共和党继任者需要与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就阿拉伯君主制的政治改革达成更好的理解,并且与影响力日益壮大的土耳其商议政策(特别是在施压问题上,可能甚至在叙利亚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与此同时,还需要小心处理与埃及新兴民主势力之间的关系。针对如何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下任总统需要与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民众,建立更好的理解关系。
在白宫外成功实施的外交政策的例证也有很多。当奥巴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合理解释的时候,以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工作人员能够帮助他落实政策的时候,他的表现经常很出彩。在执政第18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奥巴马授权拜登副总统负责美国对伊拉克政策,事实证明这也是非常明智的、成功的举措。(高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