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关节点上。秉承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传统，历届三中全会往往都对国家的重大事项，做出回答。如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冲破一时之沉闷，成为继承1980年代大无畏改革精神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此时召开，其给出的答案，也将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红利，已基本释放完毕。伴随着计划体制的节节松动，土地、资本、劳动力的优化组合，使中国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政府主导，逐步归还人民权利，中国持续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经济学家杨小凯一再提醒的“后发劣势”日渐彰显，双轨制之下，各种特殊利益集团逐渐成型。经济改革尚未最终完成，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尚待更有效地启动。但不愿继续改革，靠着特权吃市场的“原地不动派”，已隐然成为一股力量。
同时，随着社会自由的增加，民间迅速觉醒，自我治理的要求高涨。特殊利益背后的特权现状，与普遍的平权诉求，在征地拆迁、异地高考、行业准入、财税、资本市场、司法公正、政治参与等几乎所有领域，发生着各种碰撞，有的还相当剧烈。在更现实的宏观层面，权利缺乏导致的消费不足，也使中国经济难以持续运转。中国已不可能不继续改变。问题只在于，究竟以什么方式改变。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改革，现在是不容错过的时间窗口。无论执政者还是民间，除了主动向前走，没有其他好选项。为缓和矛盾，清理腐败，十八大后已有9位省部级高官落马。王岐山的反腐思路很明确：“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打老虎不是目的，改革权力架构，使贪腐从根子上斩断，才是治本。站在更宏观的位置，习近平和胡锦涛都曾清醒宣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换言之，继续改革开放，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是共识。中国现在需要的改革，不是某个领域的小修小补，而是一场跟1978年类似的大变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
走过弯路，所以今天断断不能再错。改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开放？需要有清明的理智，清晰的判断。操作层面，如昔日建立体改委，今日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终极目标层面，对河对岸的光景，主事者和社会应心中有数。
此次公报说得明白：其中包括建设“法治中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为此，“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其中包括建设“民主政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当然，回归具体领域，需要明晰土地产权，给农民“更大的财产权利”，以建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成现代市场经济。
公报也再提“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013年9月30日，国务院已公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一个强社会，是改善政府治理的重要条件。延续2003年以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已在告别柔弱状态，学习与政府“分权共治”。强社会引导政府施政，是现代治理的大道。
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不仅要在纵向上摸索合适的分权和地方自治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需要厘清党政权责，改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基本制度，疏通人民与治理者之间的常规管道。
有了市场经济、强大社会、法治正义与民主政治，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宣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庶几达成。这个体系，必然是一个能最大程度实践正义的现代秩序，这种治理，必然有化解官民、城乡之间尖锐矛盾的基本能力。
它们能落地生根，现代中国的主体建构才能基本完成，我们才能顺利走出“历史三峡”。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