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透析中国，蓄势待发”的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届中国论坛11月13日在新加坡举行。图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专家彭希哲教授，在论坛举行期间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专访。付传威 摄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11月15日电（记者 朱永磊） 主题为“透析中国，蓄势待发”的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届中国论坛11月13日在新加坡举行。此次论坛主要讨论与中国相关的课题，包括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中国的改革前进路径。在论坛期间，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专家彭希哲教授围绕放开“单独”、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城镇化建设等热点问题接受了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专访。
新华网记者：彭教授，有报道称中国将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作为国内著名的人口问题专家，您认为这个消息确切不确切？假如放开的话，会带来什么影响？
彭希哲：放开“单独”这个方案的讨论不是一年两年，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很多人会觉得放“单独”也不够，但是从我的感觉，放开总比不放开好。这说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和人口发展态势，中央对人口问题要逐步调整。另外，放开“单独”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种思路。所以我们有很多研究说放开“单独”不对，但是从决策者来说，心里没有底肯定不敢做，先放开看有没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太大影响可能会再进一步改。
这个政策如果从技术上来考虑，中国1980年公开提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到现在已经33年了，当时提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同时，再继续执行这样严格政策的负面后果在不断累计，包括人口老龄化过快增长，人口性别比失调等。政策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同时可以这样说，现在的育龄人群和当时提出政策的育龄人群已经不是一个群体了，年龄都在二三十岁，如果在80年代，二十岁、三十岁是50年出生的或者60年出生的，那时候人们的传统观念比较多，现在育龄人群主要是80后、90后，所以对家庭的观念、对社会的观念和对自己的理解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生育行为更受到他们所生活的新的环境影响。
所以我自己感觉，首先是原来这样一种计划生育政策管理的效果越来越减弱，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必要性越来越弱。这个时候我们说生育政策要做调整是必然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实际上虽然不可能一步走到那一步，但是逐步放宽政府对个人生育行为的干预，放开“单独”实际上只是一个过程的一种政策，长期来说实际上是普遍的生两个小孩，到最后就是政府不要管，政府最多从其他社会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做一些鼓励，或者是少生或者多生，但不是直接干预每个公民的生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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