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传播的力量

郭巍青

今年10月间，浙江余姚市遭遇雨灾，当地积极展开救援。在这期间，有人拍了一张照片传到网络上，说是考察灾情的余姚市三七市镇某领导怕湿了好鞋，让一老年村民背着趟水。照片被广泛转发，引起舆论大哗。结果，当地政府部门迅速处分了这位让村民背在背上的官员。

不料有人出来澄清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首先，该官员穿的是普通布鞋而不是什么好鞋；其次，那两人本来就非常熟，当时就是为了省事，背过去几步路而已。这么一解释，前面显然是误传。不过，就算误传者对这些状况不清楚，当地人应该很清楚，怎么又会处分这位官员呢？处分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这些疑问却不再有解答，事情不了了之。

这个例子清楚地展现出社交网络上信息传播的一个基本特征，即“碎片化传播”。一小段文字，三两张图片，都只是生活场景的若干碎片。这些碎片信息广泛传播，所带出的理解和评价，有可能偏离实情。

那是不是应该反对碎片化传播，坚持只传播所谓完整、全面的真相呢？从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答案刚好相反。带有复杂内涵的东西传不动，简单清晰的表达却像长了腿一样，可以满世界疯跑。传播的无上追求是传播量，而碎片化就是传播技术发展的必然表现和动力机制。与一本书相比，报纸上罗列的新闻，就是碎片化的传播。而与报纸相比，微博上的信息更加碎片化。所谓信息爆炸，可以理解为信息被炸成无数碎片，从而得以加速传播。

换言之，我们生而追求完整的事实，却无往不在碎片化的信息当中。碎片化成了一种命运。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简单地说它是好还是不好。一方面，有了让传播变得碎片化的相关技术，我们才有了社交网络。就地理意义而言，大量的人都不在事件现场，因此是不知情、不关心的。但是，由于发帖、浏览、评论、转发等，人们形成了一个知情而关心的共同体，变得“在场”。由此便形成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状态，通过社交网络，人们就像生活在村庄里，直接交往。

另一方面，信息碎片是从整体情景中抽离出来的，在碎片与整体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它是某种传播策略空间。就是说，人们在传播过程中，会从碎片推论整体。推论可能是传播者有意识运用策略的结果。而共同的公众心理基础会成为某种传播策略奏效的前提。

比如，美国传播学者研究认为，有了电视以后，风度翩翩、能言善辩的政坛候选人更容易竞选成功。其实外貌条件只是个人整体素质的一个碎片，距离政治纲领的关系更远。但是没有办法，人们下意识地从电视传播的碎片信息中，推论某人可靠与否。反过来，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心理而扩大传播，就是一种策略。

在竞争情势下，这种策略最流行也最残酷的一种应用，是丑闻传播。通常，拥有权力或影响力的人，只要沾上捞钱、谎言、性乱这三种事中的任何一种，即构成丑闻。远的不说，某地执法人员集体嫖娼案就是典型。当公众普遍相信官员腐败情况严重时，相关嫖娼信息的爆炸性传播完全是可预期的。凭着这种信息的传播与推论指向，涉事执法人员的整体形象立刻被摧毁。

碎片化传播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它有赋权于公众的作用，并且在监督揭露官员贪腐等方面，带来巨大的积极效应。不过，很多人仍然担心，这种力量会不会被滥用或误用。比如说，恶意编造谣言怎么办？毕竟，辟谣往往涉及对复杂事实的完整陈述，它会慢一拍，而且传播不开。但倘若要又快速又简单地辟谣，则辟谣陈述很可能也包含错误信息。

惩治恶意造谣，是应当的。但是，要人为地清理信息或阻断传播，则是不现实的。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知识的运用与权力的运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权力不仅有压制性的一面，还有生产性的一面，这种生产性的一面，会创造出新的“可治理性”局面。借鉴福柯的这个观点，不妨这样想：如果把传播技术及其应用看作是权力，那么，其生产性的一面是什么？

最明显的例子是公益慈善。借助社交网络平台，公益组织将需要救助者的信息做适当的碎片化处理以促进传播。其所呼唤的，也是一种碎片化的回应，即大范围的小额捐赠。全民公益和小额捐赠，正是碎片化传播的相关技术带来的重要的社会创新。这个过程塑造了一种新的信息秩序，激发了善念与行动。有人担心，这当中会不会也有作弊？我们要相信，作弊行为经不起丑闻打击。所以，公开的传播过程，内在包含着制约机制。

更具冲击性的例子则是知识学习的“TED化”，传统上完整而封闭的大学教育，可能会裂解为碎片化的“微教育”。如果学习变得像自助餐一样可以自由选择，那么，知识的生成方式，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都会发生深刻改变。（编按：“TED”是一家美国私有非营利机构，其每年在美国召集众多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进行演讲，分享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分享演讲视频，与之相似的活动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

传播领域的变革冲击了旧有的信息传播秩序，会产生很多问题。但以上的例子仍然给我们以信心。面向新力量的建设性一面和生产性一面，才是面向未来。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