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于光远先生时，他已经80多岁了，手脚不便，坐上了轮椅。当时我负责筹划一个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年会，就想到邀请于老出席。在我们跟于老联系时，他欣然答应出席，并且愿意在这个会议上做发言。会议上，我们安排于老跟蒋学模先生同坐在主席台上先后发言。在发言中，于老说到自己是一个永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蒋学模先生随即就插话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一个不断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逗得全场笑声四起、掌声不断。
在那个会上，于老的报告证实了我在大学时代对其政治经济学的印象。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独特的见解，不教条。于老尽管年事已高，可是他思路非常清楚，语言非常精炼，而且先生口齿清楚。任何问题，他习惯从概念说起，一路娓娓道来，用词准确。听他的报告是一种享受。即便当年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你依然会发现于老所谈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我们自己理解的、阅读的、课堂上学来的完全不一样。
于老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具有独特的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在大学阶段就阅读过于老撰写的很多作品，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应该是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卷本笔记。在国内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于老是最善于思考、最有创新精神的一位，读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你会觉得他其实是在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少受教条的束缚。其实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还远远不在于这个，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实际上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界与国际经济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于老在这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吴敬琏先生曾经提到他第一次到西方参加国际会议就是于光远先生推荐过去的。
尽管我跟于老实际上只有一次面对面的接触，但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我通过参与杂志的创办、通过参与策划出版经济学系列丛书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有过间接的接触，于老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位大家、也是位杂家，博览群书式的大学者，如果你跟他面对面交流，我相信你会对我的这个说法表示完全认同。
我曾经多次跟别人提到，于老晚年在中国经济学界的角色很像科学界的钱学森。在他晚年，他积极倡导年轻学者应该关注哪些重要问题，他甚至一度经常地呼吁要建立对什么的研究，要形成什么什么的学科。有一段时间，大家会私下对于老的这种提法不以为然，甚至有一些反感，但是如果你了解于老的话，你会知道他对某个学科建设的一些建议，他之所以会提出要构建关于某个问题的研究学，他是有比较系统的考虑的，而且他总有从概念出发来推演一套学问的思维方式。也许他自己并没有精力和能力在他所建议的这些领域进行一些探索，但是他能够远见性地看到这门学科未来的价值，所以他会呼吁年轻人去创建这个新兴的学科，或者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上多下工夫。事实上，于老在晚年也出版了一些被他所建议的那些新兴领域的个人思考文集，虽然这些文集并不代表这些学科的真正面貌，但作为一个老人，他在这些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有远见的见解，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于老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发起学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于老去世了，我这个时候正在阅读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自传，突然想到如果科尔奈和于光远先生互换一下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事情会怎么样？
科尔奈出生在匈牙利，在匈牙利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后来的政治风波让科尔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入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再后来转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并在后半生被哈佛大学邀请成为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一直到退休。
我一直在想，科尔奈这样一位同样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后来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学府的讲堂？读了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我才明白，其实科尔奈在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前他已经开始关注和反思计划经济的问题了，当然仅仅看到计划经济在效率上存在的问题还不够，科尔奈还进一步地利用亲临计划经济的管理机构以及到国有企业调查的经历，开始认真研究起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来，试图解开计划经济低效率的体制根源。
他不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过度集中》那本经典的著作，他还联合一位匈牙利的年轻数学家一起研究并撰写了多篇关于计划经济管理和数量控制模式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被翻译成英文陆续在欧美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上发表，引起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
生活在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匈牙利，科尔奈反而获得了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历史机遇，从而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而且对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科尔奈后来可以受聘在哈佛教书的基本资格。
中国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生活在一个类似于科尔奈所生活的那样的条件和政治环境中，我猜想，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也应该完全有机会通过研究当时的计划经济及其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研究性的论文，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可，从而为经济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实，于光远先生也许会像科尔奈那样，做得到这些。于老早年在西南联大学习物理，论文得到周培源先生和爱因斯坦的指点，完全可以成为物理学家，但是最后放弃物理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于老类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大多数都是极其优秀的学者。而且中国在那个年代，即使政治运动不断，理论上依然有许多年轻有为的数学家和翻译家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合作的。如果他们真能致力于对中国的那种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理论上完全有可能对经济学做出不凡的贡献。可是，他们当中依然没有出现过“科尔奈”式的人物，至少我还没有听说那个年代有过这样的人。
这应该是一个遗憾，因为这个遗憾，中国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肩上的担子加重了许多，因为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他们无论是在西方接受经济学训练，还是在国内进行经济学训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把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介绍给国际经济学界。
在这方面，有不少的年轻经济学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是在这个阶段上，能像科尔奈在那个时代做出原创性研究的机会毕竟少了很多。当然，我这样说，并不降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其实他们的贡献也许不应该用科尔奈的标尺来度量。以于光远先生为例，在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转折点上，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他负责起草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那就是邓小平后来在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做的重要报告，题目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重要的讲话稿决定了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选择和确立。也可以说这个讲话稿改变了中国，从而也改变了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很庆幸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ingxin@wxjt.com.cn）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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