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和乡下人

近年我所以一放暑假就赶回乡下，大多是为了在故乡的红花绿树晨雾晚霞中获取一分内在的平静，让那颗在都市的污染、喧嚣和忙乱当中变得自己都陌生的心姑且得以恢复。是的，山大体是原来的山，水基本是原来的水，花草树木也并没有给什么转基因弄得突然讲出一句乡下味儿英语。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乡下的人的确变了。

林少华

倒是两三年前的事了。某日在上海和上海朋友聊天，聊起乡下人。朋友劝我在上海别随便说出“乡下人”三个字——“乡下人”是上海最伤人的话。随即如此这般解释一番。我这才明白，上海语境中的“乡下人”，其实比北方人口中的“乡下佬”、“土老帽”以至“土老鳖”还有杀伤力。依我的理解，后者主要指出身，相当于大观园语境中的刘姥姥，歧视之余，不无戏谑性善意。然而“乡下人”不同，除了乡下出身之人的本意，而且具有不知趣、不识相、不懂风雅、没教养没文化没品位等引申义，莫如说引申义才是其要义。在这个意义上，纵然曾混迹于“十里洋场”或出生于上海滩，也未尝不可以是“乡下人”。

而我，不论就本意还是就引申义而言都是乡下人。出生于仅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至于不知趣不识相的表现，平均每天至少有两到三次，乃是我连党支部副书记都没得当的致命原因。这方面唯一的优点，是我从不掩饰我是乡下人，更不歧视乡下人——人怎么能自己歧视自己呢？对吧？不过，除此之外，我还必须承认其中多少含有意识形态因素，或者说受到历史上工农至上风潮的影响。

对于工农，尤其对于农民即乡下人的评价之高热爱之切，有两例可谓登峰造极。一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讲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另一例是一九二一年郭沫若写的诗《雷峰塔下（其一）》：“雷峰塔下/一个锄地的老人/脱去了上身的棉衣/挂在一条嫩桑的枝上/他息着锄头/举起头来看我/哦，他那慈和的眼光/他那健康的黄脸/他那斑白的须髯/他那筋脉隆起的金手/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 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如何？关于农民，关于乡下人，此外还能说什么呢？除了在姑娘们眼里——姑娘们始终冷静——世界上还有谁能比得上乡下人的干净和可爱呢？

不过实不相瞒，近年我所以一放暑假就赶回乡下，却不是因为这个。而大多是为了在故乡的红花绿树晨雾晚霞中获取一分内在的平静，让那颗在都市的污染、喧嚣和忙乱当中变得自己都陌生的心姑且得以恢复。是的，山大体是原来的山，水基本是原来的水，花草树木也并没有给什么转基因弄得突然讲出一句乡下味儿英语。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乡下的人的确变了。眼光也还慈和，黄脸或许健康，须发也有的斑白，但几乎无人手握锄头锄地了，别说脚上有牛屎，连牛都很难见到了。“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彻底回归《诗经》。

说痛快些好了，人们手中的锄头换成了麻将！看陈逸飞笔下的和老月历牌上的旧上海情景，麻将给我的印象其实不坏：旗袍、玉指、美貌、倦庸而不失优雅的神情以及西式公馆、老式桌椅……颇有一种上流社会特有的格调。向往固然谈不上，但隐约觉得世界上某个角落存在这样一种场面倒也未尝不可。毕竟不可能要求人人脚上都沾黄泥都有牛屎，也没那个必要。有人脚上有牛屎，有人打麻将，这就是所谓世界。就连伟大的梁启超先生也不反对打麻将。他曾说只有看书能让他忘记打麻将，也只有打麻将能让他忘记看书。

不过——也许因为我是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或大小资产阶级之类——我觉得麻将这东西在乡下各个角落一齐打起来似乎不像是那么回事。例如我弟弟那个村庄，在家的连老带小不足一百二十人却有八张麻将桌。一进村就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头。家家户户，别说栽花，甚至房前屋后的瓜菜都没人精心侍弄。至于环境卫生，更是一塌糊涂，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不妨说，人们的心思全都扑在麻将桌上了——麻将剥夺了人们起码的劳作愿望和审美追求。我所在的小镇具体有多少麻将桌我不知晓，但我每次去附近一两家小卖店，那里面都在打麻将。狭小幽暗的空间，麻将桌几乎紧贴柜台。包括店主在内，衣着不整的四位大妈八个眼珠只顾盯视麻将，手边连同麻将堆着零乱的纸钞。得得，麻将那东西是在这样的场所这样打的吗？

尤其让人费解和担忧的是，麻将不仅取代了锄头，而且取代了所有正面文化活动。几十年前小镇供销社还有卖书卖本的柜台，老榆树下还有两分钱租看一本的小人书摊。现在呢？没有书，没有报，纸都没有，老榆树也没了，只有麻将桌。而且，按当地人的说法，没有白磨手指头的，多少非动钱不可！

这样的麻将当然不是上海画家陈逸飞笔下的麻将，而这样的乡下人会不会是上海朋友口中的“乡下人”呢？

（作者系知名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