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龙宏翊
1950年12月15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潮中，在桂林高中读书的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来到驻在武昌的第四野战军高炮一师教导队。新兵训练结束，一心想北上朝鲜和美国鬼子拼命，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南下广州分到中南防空军文化速成学校当文化教员。
报到的第二天，训练处林处长作动员报告。一位先来的同志告诉我，林处长是个营级干部，大学毕业，参军前在一家报社当编辑，很有水平，参加革命后一直在东江纵队。林处长在报告中说：有的同志对当文化教员不安心，说什么抗美援朝不过江，当兵不摸枪，有点丢人。当然，想上战场打仗的积极性很好。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将要投身到一场为快速提高部队工农战士干部的文化水平的战斗。这是一场关系到我军能不能快速实现现代化，从而打败美国侵略者的战斗！在朝鲜战场，志愿军用血肉和美国的飞机大炮对抗，迫切希望我军快点实现现代化。但是一个半文盲的军队，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所以尽快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刻不容缓。为什么中南防空军刚组建，就立刻成立我们这所文化速成学校，原因就在这里。在这场文化大进军中，部队十分希望你们发挥作用！
林处长接着说：再告诉你们，刚刚成立的雷达营营长雷鸣同志，开学后就来学习。他是位老红军，作战勇敢，战斗经验丰富，可是大字不识几个，面对一大堆雷达技术资料，看不懂记不住，更不用说指挥作战了，所以坚决要求来学文化。可是，半年时间，从半文盲提高到高小毕业，对一个四十多岁的工农干部来说，很不容易呀！我想到我们的学校任务的艰巨，晚上都睡不着，常常梦到，有那么一天，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我军实现了现代化，我们这些搞文化教育的，死也就瞑目了！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震撼。
开学后，我认识了雷营长，深深为他的刻苦学习精神所感动。于是，我在教案的扉页上写下了“对党交给我的学员的每一刻钟负责”的誓言，决心献身部队的文化教育事业。于是，从那时起，我也就有了和林处长一样的梦。
为了给教员分配工作，动员结束后，训练处给每人发了一支笔和几张纸，要求在一小时时间尽多地写单字，不要重复。我写了一千六百多个。林处长对我说：你叫小龙？你的语文基础不错，就当语文教员吧！就这样，我当上了语文教员！说实在的，在学校我最不重视国文，往往是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看小说。语文教什么？怎么教？我真是一窍不通，正待推托一下，林处长说：好了，还有一个月时间才开课，不懂就抓紧时间学。
于是，开始了令我永远难忘的一个月的突击学习。他亲自抓语文教员培训。每天上午讲课，下午自习，晚上测验，第二天公布每人测验得分，星期天也不休息。从查字典开始教，直到语文课怎么上，练习做哪些，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每天就在课堂上，要求不懂就问，随时指导，直到晚上十点半才离开，真是以身作则，让我懂得了部队文化教员不好当啊！
通过一个月的紧张突击，我终于有了上讲台的信心。说来好笑，我也因此对部队文化速成学校有了点认识，因为我这个教员就是“速成”的！
1951年5月5日上午，刚满18岁的我第一次登上了讲台。学员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也深深地教育了我。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中，和学员打成了一片。晚上，星期天，除了备课和改作业外，我都到学员中去辅导，去征求他们对教学的意见，学员们也对我十分好，令我终生难忘。1953年5月全军文化大会考中，我教的教学班的语文考核全部合格。1952年到1953年，因为教学成绩好，我立了两次三等功。
大会考结束，我们学校改为中南防空军文化速成中学，搬到了番禺沙湾镇。
1958年，防空军和空军合并。我调到广州军区空军干部轮训大队任训练处文教助理员。
当时，空军提出十年干部提高到大学文化水平的规划，又一次掀起文化学习的高潮。1958年春，大队接到办连营干部文化短训班的任务。根据上级关于干部文化学习以语文为重点的指示，大队让我制订语文教学计划。当时，语文教学面临无教学大纲、无教材的状况，有较大困难。经过语文组讨论，我们提出针对部队工作实际需要，分文体，按单元进行教学的方案。如：记叙文，按部队写先进个人材料的需要，确定写人做一个单元。选讲一篇写人的范文和两篇阅读课文，写一篇记一个好同志的作文，教员讲评完再改写，改写完学员讨论写作体会，这样完成一个教学单元。通过试教，学员反映收获较大。
当时，广空各部队反映在职文化学习语文教学开展比较困难，广空宣传部决定推行我们的方案，由宣传部章副部长带领我到汕头高炮师试点，办一个为期三周的语文教员集训班。在集训结束的座谈会上，参加集训的教员反映对如何教心里有了底，而参加听课的在职干部则认为这种结合工作需要的教学比较切合实际，学习有收获。于是，在半年时间内，我到广空所属部队轮流办了五个集训班。
1960年2月，我带领大队训练处的几名语文教员到上海空军一速中大学语文师资培训班学习。这次培训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我系统地学习了许多语文知识和语文教学法，我的语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1960年7月，广空宣传部通知我到北京代表广空参加空军语文教材编辑工作。在北京东四五条月牙胡同北京空军招待所内，历时一年，在空政文教处萧山同志领导下的语文教材编辑工作，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次学习经历。从中，我学到了空军领导机关的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工作作风。在编选教材时读了大量的文章；在确定篇目时，和空军各单位选派来的语文教学的同志们一起讨论，都使我得到极大的收获，终身受益。
教材编辑结束，我调到上海空军一速中训练部参加这套教材的教学参考资料的编辑工作。1962年7月，一速中并入保定空军二预校，成立文化大队。从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队存在了四年，而真正进行教学只有三年。这三年中，文化大队教学作风严谨，制度正规，教学秩序良好，效果显著。当时，由于兵役制度实行，愈来愈多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成员入伍。50年代突击扫盲式的文化教育已结束，文化大队的组建可以说是全军不多，充分体现了空军领导对不断提高空军成员文化素质的水平的重视。由于空军是高技术兵种，高文化水平，是构成空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适合的培训形式，文化大队本来可以较长时间发挥干部文化培养提高作用。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致使文化大队夭折，十分可惜！
之所以说文化大队能起这个作用，是由于它凝聚了空军十多年部队文化教育的经验，有整套教材和教学制度，有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和一支比较过硬的师资队伍。正如空政文教处李处长宣布文化大队结束的会上所说：这批教员是经过多年考验，沙里淘金存下来的精英，是空军的财富。历史证明这个结论是对的。“文革”后，他们绝大多数下到地方，分散到祖国四面八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发挥光和热，作出自己的贡献。更感人的是，他们人散神不散，一直心存空军文教事业。47年过去，直至今天，在原空军文化教育的旗帜下凝聚在一起，互相关心，紧密联系，时时相聚。这份耿耿忠心，这份久久执着，可以说是全军复员转业人员中少有的！面对这样一支拖不垮、打不散的队伍，你能不肃然起敬！
1969年9月30日，受“四人帮”迫害，我黯然离开养我育我的部队，复员到桂林第二机床厂当二级钳工，月工资34元。
当时，我已年近不惑，面对完全陌生的工作，困难很大。但是，人民空军战士的荣誉感，20年军旅生活的历练，给了我信心和能力。我下定决心当学徒从头学起，虚心拜老工人为师，苦练基本功。同时抓紧自学机床制造专业技术书本，边学边干，注意总结经验，终于，两年时间从外行成为了内行。我在生产中动脑筋，想办法改进加工工艺，设计专用工具、夹具，不断取得技术革新成果，提高了工效，降低了成本。1973年任工具车间主任，同时，市科技局聘我任桂林市金属切削刀具技术交流队队长。1977年通过技术考评，成为六级钳工，并调任全厂最重要的装配车间担任车间主任。
打倒“四人帮”，我恢复了干部级别。1981年4月，调广西农学院，在校长办公室工作。1982年12月，我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学专科毕业，得到自治区“优学奖”。1990年评上高校教师中级职称。
下地方后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在20年的部队文化教育中，我不但提高了语文水平，而且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这对我后来面临各种工作的变换，都能很快适应，而且干得出色，获得各方面的好评，起了很大作用。
我更深深体会到，奉献与收获是相互的。20年，我为部队文化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贡献微不足道。而我在部队这所大学校中得到锻炼提高，收获的是一辈子的事业。
每当我想到这，我都对培育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我为我曾经是其中一分子而感到无比自豪！
6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昔日18岁的部队文化教员，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广西大学80岁退休老人。
清晨，校园传来雄壮的国防生操练的口号声，我从沉睡中惊醒，披衣走到训练场。一队队迷彩服，整齐矫健的步伐，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孔，使我仿佛回到了62年前。然而，队列中已经没有我这个文化教员的位置。
我看到的是：一队队具有高学历的年轻大学生，不断地从高校迈入军营；
我看到的是：一批批高科技的武器装备正在武装我军；
我看到的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导弹加原子弹的威震敌胆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啊，曾经的文化教员，终于圆了年轻时的梦！
(原标题：[连载]《悠悠蓝天情》龙宏翊： 一个年轻文化教员的梦)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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