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人素描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６日电（记者熊争艳、白洁）５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５４岁的郝平作为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接受全场掌声祝贺。

这是中国人首次担任这个拥有６７年历史，以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合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大会主席。郝平说，我能当选，背后是祖国的强大，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提高。

郝平的就职，不仅刷新了中国人就任国际组织职位的履历表，也续写了十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人登上国际组织重要职位，以中国智慧获国际社会认可的精彩篇章。

从“难得一见”到“身影频现”

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这时起到本世纪初，三十余年里，中国人除因历史因素非竞选即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外，极少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其他一些非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也鲜有中国人进入领导层。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中国人当选国际组织高官的消息不断传来：

２００３年，曾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担任法律顾问的史久镛当选国际法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跻身世界气象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核心决策圈。

２００６年，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的赵厚麟当选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

２００９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２０１１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今年以来，中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高官竞选中更是屡传佳讯：６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８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９月，鞍钢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

除了中国政府委派或推荐外，也有中国人通过自身奋斗登上国际组织的高级职位。今年８月，徐浩良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这位以实习生身份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在经过１９年历练后升任现职，也是目前非中国政府委派的在联合国任职的最高级别中国籍官员。

北京大学教授王逸舟说，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就任高官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变化。这四十余年，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争取重要位置”的曲折过程。

在吴建民看来，越来越多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领导层，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以及世界需要“中国声音”。

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出任国际组织高级职务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还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

国际经验丰富　熟悉游戏规则

浏览这些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高官的履历，不难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受过良好的教育，深耕一个领域多年，擅长与国际社会打交道。

一些人海外求学的背景使他们通晓西方文化。史久镛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毅夫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朱民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

专业领域建树精深让他们脱颖而出。作为前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处理１９９７年禽流感、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等危机时展现出来的职业素养和冷静果敢，令全球卫生界印象深刻。张晓刚是冶金行业专家，熟练掌握钢铁冶金技术开发及行业最新技术，还有执掌大型企业的经历。

“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谙熟游戏规则。”吴建民说。他以今年当选的李勇和易小准为例分析：“李勇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在联大负责行政和预算的第五委员会里摸爬滚打，后来在财政部工作时也常年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易小准一直从事国际贸易相关工作，曾协助龙永图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两人都是人头熟、规则熟、外文好。”

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这个群体既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又深谙国际游戏规则，使他们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更游刃有余，在国际组织任职也如鱼得水。

以中国智慧服务世界

担任国际组织掌舵者的中国人，能为国际组织贡献什么？

分析人士认为，以全球视野处理问题，勤勤恳恳为全世界服务，这是衡量一个国际组织掌舵者是否成功的标志。

郝平当选后表示，大会主席是教科文组织最有权力的位置之一。在这个位子上，公平公正处理各方面关系很重要。

２００７年，陈冯富珍履新时，被问到如何处理“中国籍世卫总干事”的国籍身份和国际公务员的无国界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陈冯富珍回答：“是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但一旦担任世卫组织总干事，我就是国际公务员，我服务的对象是世卫组织１９３个会员。”

吴建民认为，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既要懂得国家利益，也要了解世界利益，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唯有如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同时，也照顾了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同时，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会通过执掌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吴建民说，在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高官，会将中华文化的因素带进国际组织。比如，中国人崇尚“和为贵”、讲求平衡等原则，这对国际组织是一种丰富。

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时，就展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

事实上，林毅夫、朱民在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不少见解，都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经验，也得到广泛认可。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评价林毅夫时说，他在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颇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也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佐利克这段评价，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人对国际组织的另一贡献：作为从新兴经济体走出的代表，他们分享的中国经验给世界一种全新思路。

(原标题：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执掌国际组织的中国人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