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中国扶助社会组织拓展改革新维度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６日电（记者陈晓虎、李伟、刘畅）作为“温州爱心璀璨义工队”的一名成员，６５岁的温州市民尹志松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年老时居然“火了”。

今年夏天，他用“随手拍”的方式记录下一些市民在使用公共自行车过程中的不文明行为。这些照片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后引起了广泛共鸣。随后，媒体发起了抓拍损害公共自行车行为的公益活动。被网民称为“尹老伯”的尹志松和他所在的义工队一夜间在当地家喻户晓。

“尹老伯”所在的“温州爱心璀璨义工队”是中国基层社会“非政府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中国，人们更习惯称其为“社会组织”。

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专家们预测，中国将以扶助社会组织、向社会组织放权为突破口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从而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构建和谐社会。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的社会建设长期落后于经济建设，社会体制改革也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官员曾经对社会组织存有戒心，“很传统”地认为，所谓社会组织代表了与政府“对抗”的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大量公共服务与管理事务，仍然由政府背景的行政事业性组织承担，不仅难以满足民众多样化需求，而且使行政系统面临不断增大的运行压力。

“在中国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名社区干部往往要承担计生、维稳、救助等７０多项考核服务任务，可以说有心无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佳宁直言，现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矛盾，社会领域的改革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历史节点”。

在深化改革的呼声中，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组织工作的加强被置于重要地位，以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并作为整个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报告更将“社会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要求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让中国社会组织有了一次精彩的集体亮相——救助民众、募集物资、心理疏导、灾后重建……为社会各界留下了温暖记忆。而近年来，从“保护藏羚羊”到“关爱失独老人”，从“免费搭车族”到“爱心一碗粥”，从“睦邻友好中心”到“关注脑瘫儿童”，悄然兴起的民间社会组织不仅改变了许多个“尹老伯”这样的热心人的生活轨迹，也徐徐拉开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大幕。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中共十八大更加明确地提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基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顺应世界现代化趋势而作出的一种现代制度安排。”

２０１３年初，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被纳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该方案明确规定，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改革路径驶入快车道。

短短数月，全国已有２０个省市开展或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截至目前，广东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近４万个，浙江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达３．５万个，上海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１万多个，而且这三个省市社会组织的年增长率都在１５％以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助，正是大力推进“政府放权”的一个信号。而“政府放权”则是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关键词。

“不仅是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更重要的是要鼓励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从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实现政府向社会放权。”他说。

在“向社会放权”的过程中，中国各地吸收西方社会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探索出了“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激发社会组织能量的新模式。

“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 的行为，许多社会组织获得了服务资源和运行经费，这是一种政府减负、民间组织受益、百姓受惠的 三赢 模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说。

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首次安排２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项目。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在既有财政预算安排中统筹考虑。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个人经济领域的选择多样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领域选择多样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说。

他在谈及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未来时认为：“不仅政府应该不断向社会放权，社会组织也要形成多层次的服务机制，尊重社会个体的自主选择权，让有钱人能成立基金会，没钱人也能组织舞蹈队。”

魏礼群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进程将会加快深化，而其关键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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