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克莱因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称“计量经济学之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其颁发的颁奖辞中说：“克莱因通过他发表的论著和对各国经济研究团体的大量指导，促进了有关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和使用，这些模型可以用来对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和可行性研究。由于克莱因的贡献，计量经济模型的构想已经获得了即使不算普遍但也算广泛的应用。”

当地时间2013年10月20日，这位预测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且建立起一套分析预测全球经济走向统计模型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城市格拉德温逝世，享年93岁。

克莱因在经济学领域的宏观预测能力，早在二战刚结束时便已初露头角。那时，不少人对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持悲观态度，普遍认为美国将再次走入大萧条状态，克莱因却与这些传统观点针锋相对。他利用基于数理方程式的计量经济模型预测，且十分笃定地认为，二战后的美国百废待兴，将有意想不到的好机遇，不仅全美上下将有惊人的实物和房产消费力，从战场上回归的美国士兵也将加入这支庞大的消费队伍。这些现象并不会导致新一轮经济危机的诞生，反而预示了下一个新经济时代的繁盛与降临。

克莱因后来运用大量测量数据为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设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并逐步被全世界经济学家广泛采用。“在经济学实证领域，很少有，或几乎没有人能像克莱因这样在全世界拥有如此多的继承者，并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杰里·贝尔曼（Jere R. Behrman）是克莱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共事多年的同事，他解释说，克莱因常将抽象的经济概念当成一组混合了数百万人口、家庭、公司、政府和其他经济实体的复杂生物体来看待，人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便能窥视经济最本质的核心与实质。“这个模型能让经济学家预测，国际市场若发生重大波动，全球经济领域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贝尔曼举例说，比如石油价格上涨会影响德国商品的生产和输出价格，也会像链条一样顺势影响到荷兰的失业率或荷兰对英国的对外输出，“在克莱因之前，很少有人能从如此大格局的视角来研究全球经济。”

克莱因1920年9月14日出生于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在家中三个孩子里排行老二。克莱因年幼时在奥马哈市的公立学校读书，自小便对经济感兴趣。“我那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不过，成长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对我日后的见识与职业生涯都有潜在且深远的影响。”克莱因在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曾这样说道。经济之外，克莱因幼时也为棒球痴迷，他曾在奥马哈市小职业球队联盟里帮忙做杂事，但一场车祸让克莱因右腿严重遭损，也让他成为职业棒球手的梦想在10岁那年终止。

在随家人搬至旧金山后，克莱因以经济学科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42年，克莱因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在年长自己5岁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指导下，仅用两年便完成了学位论文获博士学位。作为美国凯恩斯学派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于19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美国第一位获经济学奖之人，其经典著作《经济学》曾以40多种语言在全球畅销超400万册，影响了整整一代经济学者。克莱因作为萨缪尔森的得意门生，形容跟随老师求学的时光是自己一生“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

拿到博士学位后，克莱因加入了芝加哥大学考尔斯委员会经济计量学小组，并接受了小组领导人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 Marschak）授予自己的挑战性任务——继续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经济计量模型上的编制尝试。克莱因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也在这里初步完成。那时，环绕在克莱因身边的人物个个都是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之类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在那时，克莱因结识了第二任妻子索尼娅·阿德尔森（Sonia Adelson），两人相继育有三女一子。

1947年夏天，克莱因离开芝加哥大学接受了加拿大政府顾问一职。克莱因在任期内帮助加拿大政府建造了第一个计量经济模型，并在广泛比较研究后发表了《凯恩斯革命》一书，引起西方经济学界重视。次年，克莱因又在宏观计量经济学家亚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盛邀下，进入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工作，在创造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方面大获成功，使计量经济学一跃成为美国、欧洲、日本等地最时髦的经济学科之一。

克莱因在芝加哥混得风生水起时，曾一时兴起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这一举动让他后来频受困扰。虽然克莱因早在1947年便退了党，但当他1954年于密歇根大学任教时，却遭到了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这使密歇根大学不得不中止了克莱因在校的任期，也为克莱因全家带来了巨大波动和改变。克莱因不仅偕全家迁往伦敦工作，甚至连家里的雪佛兰车也一并带走，似乎并不打算再返美国。

不过，才在剑桥大学教书四年，克莱因便收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纸邀请，念旧心切的克莱因又重新踏上了美国土地。一直到1991年，克莱因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任教，本科生与研究生都带。也是在这，克莱因创制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沃顿模型”的经济模型。1959年，克莱因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时年39岁。1980年，六十大寿刚过的克莱因收获了人生中的最高褒奖——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研究之外，克莱因与美国联邦机构等政府政要亦往来频繁。美国第39届总统吉米·卡特在1976年总统竞选期间，还曾邀请克莱因担任顾问。克莱因后来拒绝了卡特政府邀其从政的邀约，并表示更愿意待在学术界，“我只是一名给人提供适当意见的大学老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长，又被人请求帮忙，那提出好意见是一个公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1976年接受美国《人物》杂志采访时克莱因说道。

因为计量经济学模型，克莱因的大名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地闪耀。不仅是科学研究机构，即便是政府部门、政治组织和大型企业，人们都能发现计量经济模型被使用的踪迹。晚年时的克莱因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模型的扩充建立上，比如，专注于不同经济体如物流业、服务业、资金在不同国家与城市间的流动等。他也常穿梭于不同国家为该国经济的发展与走向做点评，并联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日本大阪大学建立了一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他说，“一个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且让人满意，是看他能否对经济的未来走向和趋势作出准确预测。”

克莱因与中国经济学界亦缘分匪浅。在1980年首次访华后，克莱因便开始担任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顾问。除了帮助中国建立起第一个计量经济模型，他也将计量经济学传播至国内。他曾回忆说，“当时中国懂经济的人才奇缺，我们通过福特基金会把一些中国年轻人送到美国学习经济，后来才发现很多人并未回去，于是又把一些美国教授送到中国来。”“中国只用5到10年的时间便成长起一批了解西方经济学并能站在较高高度看待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差不多从1995年开始，中国又出现了一批可以教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教授。我最大的愿望，便是通过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影响千百万的中国学生。”

文/廖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