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改革应当区分不同项目

汪大昭

全运会就像中国体育的一块奶酪，谁也动不得。几十年来，起先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大好事，无不珍惜，也会因未能赶上全运会或成绩欠佳而深感遗憾。

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的人没那么多花花肠子；那时候的体制没那么多关系链；那时候的报道没那么多的质疑；那时候的态度没那么多的吐槽。那时候的纪录半真半假，说真，确实是运动员刻苦训练交出的考卷，成绩优异，说假，关起门来自己人跟自己人比，很多纪录并不为国际体育组织认可。

不过，前几届全运会一脉相承，没人想到一个“改”字，那是时代背景决定的。就像奥运会办过七八十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终因内外矛盾重重，不改不行了，萨马兰奇在业余性质和商业化运作上接连突破，拯救了奥运会。

如今，全运会也到了必须解决接下来怎么办的课题。

说开了，全运会不外乎要不要继续办下去和要不要彻底实施改革这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取消全运会的呼声由来已久，起码有10年以上。面对记分办法和运动员代表资格的争议，早在第七届全运会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体委综合司就在考虑制定相关政策。

这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改革，特别是对于保持部队与地方在培养人才方面两个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各地项目布局和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有一定好处。

随着中国军团在奥运会金牌榜上的位置很快实现稳中有升，将奥运会成绩记入全运会的做法，意在鼓励地方以国家利益为重，在人才输送方面得到回报。部分冬季项目成绩记入全运会，也是为了达到冬夏两季奥运战略的平衡。

不难看出，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无论什么矛盾，都不足以成为取消全运会的理由。

第二个问题，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中超和CBA等联赛渐成体育市场的主导，人才流动、赛规赛制等冲突越来越明显，行政化的全运会受到冲击，体制和机制方面的矛盾已无法再靠技术手段解决。

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大众健身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体育事业的投入已不再是体育行政部门独家所能撑持。

尽管有条件走上市场的仍是少数项目，更多项目还处在财政保障为主的专业化体育状态，但是，多元投入的复杂性势必带来利益平衡的复杂。谁投入，谁受益，地方体育局不能不关注地方财政投入有所回报，那就是全运会金牌。

体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最终要实现生活化，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建设体育强国和大国的必然趋势。

只要全运会未能主动朝这个方向靠拢，“取消”的呼声和深而广的质疑就不会消停。加之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意识和法规理念出现的变化，诚信动摇，情理与法理交错，甚至威胁到赛场风纪和体育精神的底线。四年一度的全运会渐成传统体育体制最为艰难的守护。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竞技体育离不开奥运会、职业化两大平行目标。

前者每四年做一次综合国力的展示，争取国家荣誉；后者是经常性的文化生活，满足大众不间断的精神需求。夹在其中的那些项目必然更贴近前者，以免由于脱离财政支持难以维持训练比赛。

足球、篮球等是几乎天天都出新闻的项目，体操、射击、跳水、举重等是每隔几年才被关注一回的项目，更有长期被冷落的弱项和偏项，看得懂的人都不多，何谈接地气！

全运会改革应当区分不同项目，有限制，有倡导，用区别对待的办法求得平衡，而不是用统一的办法造成事实上的不平衡。不必对去行政化活得更好的项目总不放手，也不能使传统体制下尚可维持的项目变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至于辽宁赛场上出现的违规违纪和歪风，不都是全运会本身造成的，也不是取消全运会就能杜绝的。一些不光彩的行为和手段是社会不良风气的折射，而非全运会发明和创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长期存在于社会不同领域，未能得到有力的纠正，这不全是体育的错，更不是全运会惹的祸。改革必须坚持，但也要分个青红皂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