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

早报记者 郑依菁

今年是匈牙利籍斯洛伐克建筑师邬达克120周年诞辰，而10月26日则是邬达克逝世5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同济大学出版社以迄今为止最全面的邬达克传记、意大利学者卢卡·彭切里尼和邬达克家族的亲戚尤利娅·切伊迪共同完成的《邬达克》来纪念这位传奇建筑师，试图还原一位欧洲建筑师在一个东方大都市现代化过程中的职业形象和生涯。

在这本书中，卢卡详尽描绘了邬达克的家庭、童年、求学、参军和工作生涯，并通过书信展现出他丰富而立体的形象，他不仅是精明能干的建筑师，也是家庭的支柱、勇敢的军士、落魄的逃犯、虔诚的教徒。但本书最独到之处，是回答了“邬达克何以在上海成功”这个重要的问题。

该书中文译者之一、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教授华霞虹指出，“传记并未局限于邬达克生平和作品的介绍，而是将其放入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和上海城市发展史中，也放入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如火如荼的建筑现代主义运动以及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的现代性文化背景之中。”卢卡敏锐洞察到，邬达克在上海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殊时代造就了邬达克的特殊身份。

模糊的身份

身份问题是困扰邬达克一生的难题。卢卡从邬达克节节败退的军旅生涯开始写起，这正是其身份转变的开始，也是命运的转折点。

拉斯洛·爱德华·邬达克原名拉斯洛·胡杰茨，189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北部地区的拜斯泰采巴尼亚镇，该地现属于斯洛伐克共和国。他的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具有斯洛伐克血统。1910年，17岁的邬达克在布达佩斯的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接受了建筑学深造。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他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里逃往上海，从此将名字改为拉斯洛·爱德华·邬达克。

身份问题成为困扰邬达克一生的难题。邬达克曾先后使用假俄罗斯护照、捷克斯洛伐克护照和匈牙利护照作为自己的身份证件，其中捷克身份用了长达20年之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为避免政治迫害而申请加入了美国国籍。而他90%以上的作品都在上海完成，他既是匈牙利荣誉领事，又背负着原匈牙利军队一名逃亡战俘的真实身份。

邬达克究竟是什么人？众说纷纭。在上海世博会上，斯洛伐克领馆和匈牙利领馆都展示了邬达克的作品。最终有人认定，邬达克是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旅沪建筑师。

然而不管怎样，他的特殊身份为他在上海的建筑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上海是当时除了摩洛哥的丹吉尔市以外，世界上唯一一个任何人不需要身份证明文件或护照便可以居留、开业的地方，邬达克在到上海后的第六个年头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并且很快就开始飞黄腾达了。卢卡指出，一方面，邬达克在克利洋行时期的工作经验让他短时间里迅速掌握了建筑技术、经营和管理方面的才能。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邬达克不受治外法权的保护。

在卢卡的研究中，根据《南京条约》中的治外法权，外国列强在华的商业利益受到保护，而邬达克在奥匈帝国解体后，国籍一直未被正式裁定，因此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当时政经界的华人精英总是尽量避免雇佣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人，而邬达克被看做“中立的”人，因此不会受到华人对外国殖民者或占领者厌恶情绪的影响。即使与中国客户发生争议，邬达克也得不到会审公廨的法律帮助，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下，邬达克无论如何都处于下风，这使得他与另一位匈牙利建筑师鸿达都必须小心谨慎，也由此获得了华人客户更多的信任。

西方业主与中国业主

正是从这些中国业主开始，邬达克迎来了事业的转折期。

邬达克最卓越的建筑项目几乎都是与中国业主合作完成的，卢卡犀利地观察到这一点。起初，邬达克在上海的客户都是西方人。依托首位在华开办事务所的美国建筑师罗兰·克利的宽广人脉，邬达克帮助事务所相继完成了万国储蓄会、中华懋业银行上海分行和一些在华外国富人的别墅项目。然而邬达克并不满足于此，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这里你只能设计传统风格的建筑。因为任何现代的都会被视为德国风格，而那样设计就是自杀。”

卢卡指出，时值一战结束不久固然是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是，邬达克的西方业主大多是公司或地产商人，出于市场或民族背景的考虑而总是要求他根据特定的风格设计，绝大多数是美式、英式和法式建筑风格。但是邬达克早已对传统新古典主义设计感到厌倦，他在大学时期便订阅了《柏林建筑世界》，以便跟上欧洲的建筑潮流。而到了上海，他曾向父亲抱怨看不到建筑领域的专业期刊，也没有机会设计现代风格的建筑，令他无从进步。“虽然在上海我设计的建筑数量比想象的多得多，但却无法实现理工大学时代的梦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师。”

转折发生在1926年。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的金融机构四行储蓄会宣布举行公开竞赛，以甄选新的上海总部大楼设计方案，邬达克从中脱颖而出。在四川路和汉口路交界的这件作品中，他彻底拒绝了当时在上海盛行的古典主义建筑元素，而是别出心裁展现了一件风格复杂的折中主义作品。钻石形窗户、转角塔楼，19世纪晚期中欧公共建筑的个性元素和包括家乡经典建筑在内的上百种风格给了他灵感。

四行储蓄会大楼赢得了上海评论界的赞誉，也为邬达克赢得了通往华人上流社会和金融界人士的绝对信任。时值上海城市发展的高峰期，自此邬达克相继接到多个重要项目，包括为商人刘吉生设计别墅、为孙中山之子孙科设计住宅等。而四行储蓄会也是日后邬达克最为出名的建筑杰作国际饭店的业主。

在卢卡看来，邬达克为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的强大与傲慢的建筑。”邬达克很快为自己找到了这种独创的语言。

流行建筑语言的运用

卢卡通过对邬达克日常生活和习惯的研究发现，邬达克对国际建筑界的最新发展了如指掌。他的上海事务所可以收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热门的建筑杂志《建筑论坛》和《建筑实录》，他还订阅了德国的《营造大师》和一些意大利出版物。此外邬达克热衷四处旅行，总是用随身携带的相机和草图本大量记录所见到的各式建筑。大学期间他就曾游学德国与意大利，1921年他花了6个月时间游遍欧洲，此后每年他都带家人去欧洲避暑，1929年他又乘船去美国呆了3个月。在他1927年至1928年的“旅行素描”中，他亲手绘制的建筑、装饰细节、城市空间及建筑内部令人震撼。

比较那些流行的建筑语言与邬达克的设计，卢卡指出，在邬达克设计上海的建筑时，他大量借鉴了那些国际上先进的建筑语言，1920年代是折中主义和流行的北德表现主义，内部设计则是装饰主义，1930年代则转向现代主义和更为实用的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譬如，卢卡提到，1920年代邬达克设计的交通大学工程馆就是德国表现主义建筑大师弗里茨·赫格设计的德国北部港口城市威廉港市政厅的缩小版；圆明园路姊妹楼真光大楼和光学大楼的垂直划分砖砌立面也让人想起这位德国建筑前辈。而他设计的派克机动车库则与德国先锋派建筑大师埃里希·门德尔松在一年后设计的建筑开姆尼茨邵肯百货公司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邬达克还运用当时德国最先进的钢板桩技术来解决国际饭店的沉降问题，这座曾经在上海历史上保持了数十年最高最重纪录的标志性建筑迄今为止没有一英寸的沉降；在大光明剧院的设计上，邬达克首次在远东地区使用大尺度的钢筋混凝土拱券以确保良好音响效果和视线无阻，并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音响系统，令上海足以同欧美最好的电影院媲美。

卢卡认为，“把世界上最流行的建筑风格毫无延误地引进上海，这就是邬达克的成就所在。”这也令邬达克跻身国际知名建筑师行列，为全球范围内现代建筑语言的扩散提供了养分。

邬达克热的由来

卢卡的研究与该书的出版顺应了邬达克热的潮流。2008年，前匈牙利驻沪领馆总领事海博曾在上海举办过“邬达克年”，令这个名字又一次传遍上海，并在近年逐渐掀起了一股邬达克热。

固然邬达克的传奇命运与建筑本身的优秀是这股热潮兴起的原因，但在该书译者、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教授华霞虹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城市发展与对外文化交流的社会时代环境所致。

一方面，中国日益注重与欧洲国家的文化交流，包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内的国家积极推介邬达克，学界对他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另一方面，上海自19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对城市历史文化越来越尊重的自然过程。华霞虹说，“我认为邬达克热只是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热的一个小侧面而已。邬达克热其实与上海历史风貌区的建立、对历史建筑保护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这股热潮或许会继续，相信接下来会对整个上海的城市历史与文化有更多的发掘。”

邬达克在有生之年有幸赶上了上海城市发展的高峰期，因而为上海留下了众多手笔。而更为幸运的是，今天的时代对其作品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对城市历史建筑保护也有了充分的重视。“他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正好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华霞虹说。

匈牙利籍斯洛伐克建筑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城市设计师之一。1893年生于奥匈帝国的拜斯泰采巴尼亚，17岁进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学习建筑。一战时入伍匈牙利军队，受伤被俘，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逃出后，于1918年来到上海。

邬达克在沪近30年，参与并建成不少于50个项目，涉及办公、旅馆、医院、教堂、影院、学校、工厂、公寓、会所、私宅等，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上海花旗总会、四行储蓄会大楼、吴同文住宅（绿房子）等均出自其手，创作风格从早期的新古典主义，逐渐过渡到后期的装饰艺术风格和现代风格。

邬达克建造的尚在使用的上海建筑

1、上海花旗总会（1923），福州路209号。

2、诺曼底公寓（1924），今武康大楼，淮海中路1836-1858号。

3、宏恩医院(1923)，今华东医院，位于延安西路221号。

4、四行储蓄会联合大楼（1926），四川中路261号。

5、国际饭店（1931），南京西路170号，共22层直到1980年代一直是上海最高建筑。

6、上海啤酒厂（1931），宜昌路130号。

7、吴同文住宅（1935），俗称“绿房子”，铜仁路333号。

8、达华公寓（1935），延安西路918号。

9、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37），现为向明中学，长乐路143号。

10、爱文义公寓（1931），北京西路1341号-1383号。

11、闸北电厂（1928），军工路4000号。

12、孙科住宅（1929），番禺路60号。

13、邬达克自宅（1930），番禺路129号。

14、真光大楼（1930），圆明园路209号。

15、大光明大戏院（1931），南京西路21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