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内地反贪最好的时候”

早报记者 卢雁 发自香港

作为惟一在香港廉政公署三个业务部门都工作过、服务超过28年的廉署资深员工，今年64岁的查锡我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丰富人生。

查锡我，1975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1976年4月于廉政公署（ICAC）任职，先后任社区关系处总社区主任、执行处总调查主任及防止贪污处高级审查主任，是目前为止唯一在廉署跨越三个业务部门的人。2004年8月，查锡我离开廉署。现职执业大律师和英国有效争议解决中心（CEDR）认可调解员。

但令查锡我感到骄傲的，则是他在1994年被查出肝癌晚期后自己的积极求生。康复后，查锡我一直关注病人和弱势社群的权益。1997年，查锡我被评为“香港十大再生勇士”。

早报：廉署之所以在香港社会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作用，你觉得取决于哪些因素？

查锡我：有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制基础，每个人都尊重法律，如果大家都不尊重法律，法律就是摆设，廉政建设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整个社会有良好的法制基础。

第二，政府透明度高，且受民众监督。调查贪污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民众，如果民众对政府的运作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去举报？

第三，公务员的待遇不能太低。我研究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得出一条定律：一个地方的公务员待遇太差的话，这个地方的贪污肯定严重。假如公务员没有一个可以让其安分生活的待遇，同时又握有很大权力，要想不贪污都困难。要求公务员成为能够抵抗诱惑的圣人，这是天方夜谭。但这不是说要高薪养廉，只是说公务员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有权享受社会繁荣的成果，他的待遇应该比他同学历的人高一点，这样才能吸收一些有抱负、有能力的人进来。

早报：你觉得廉署那么多年的发展，最值得内地学习的经验是什么？

查锡我：可以说廉署有一个全世界公认最好的方法，就是“三管齐下”。

包括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他们至今对廉政的基本做法还是：你犯了法我来抓你。但它们没有一个专门部门想办法把廉政文化建设起来，所以几十个国家都来向香港取经。

其实在廉署成立之初，那些前辈们就想得很透彻：光靠抓是不够的，怎么把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程序的漏洞找到并堵住，使得想要贪污的人机会少、成本高，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防止贪污处的工作。

另外是观念的改变。当时香港贪腐盛行，民众认为自己去找政府办事，官员当然要收礼；官员认为自己当官，为什么不收礼？

社区关系处的工作就是走到学校、政府部门、工商企业、私人部门，通过教育、培训来讲腐败的祸害，到最后形成大家都不接受贪污的社会氛围，在香港，行贿和受贿，惩罚是一样的。

同时，政府还不断通过电视、电台、报章等不同途径的宣传，让最基层的民众都知道政府决心反腐，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要让民众都知道政府这次是来真的，没有民众的参与，反腐工作很难真正推进。

早报：能说一个你在社区关系处工作时令你印象最深的事情吗？

查锡我：由于在廉署成立之初，警队贪污是重点打击对象，警队和廉署的关系在那个时候特别紧张。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去侦缉训练学校向一班刑警讲“肃贪倡廉”，刚开始不到三分钟，全班40多人一起打哈欠，表示他们的不满。讲到一半，有一个刑警举手，他说他父亲也是一名老刑警，被廉署带去问话期间，廉署用尽威逼利诱方法，要他父亲供出其他刑警的贪污材料，廉署还答应给他父亲100万港元，他父亲不愿意出卖朋友，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所以什么都不肯说，结果廉署滥用私刑，打到他遍体鳞伤，回家没几天便去世了。

听了他这番话后，班上所有刑警群情激愤，指责廉署太过分，要求我给他们一个说法。

我当时就对他们说，廉署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拼了不干，都要追究到底，还他一个公道。我要求那位年轻刑警留下做一份笔录，同时提醒他，假如他说的话不是事实，他要负刑责，面对法律制裁。看我这么认真，他笑嘻嘻地说，他只是开玩笑。我马上问他，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他要对他说的话负责。我坚持让他一定要做笔录，其他的刑警就帮他说好话，让我给他一次机会，也有人指责他不应该开这种玩笑，也有人说他一向脑袋有问题，请我不要和他计较。最后，我看情况扭转，就继续上课，全班刑警都开始用心听，讲完后，掌声如雷，还派代表向我致谢。

早报：在社区关系处工作一段时间后你就调去执行处，执行处的工作经历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查锡我：在社区关系处干了9年之后我转到执行处，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做调查，执行处就是严格用法律去打击贪污分子。

在执行处，我调查过政府人员的贪污，也调查过私人机构的贪污。在香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官阶高低，我们只管你有没有贪污。廉署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任何人不能干预廉署调查。干预调查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即便没有干预成功，也是意图干预，也是犯罪，廉署就可以抓你，而且最终法庭的量刑会很重。我在执行处干了超过16年，从来没有人敢打电话来说情。

执行处的工作还有一个特点，这与成立之初争取民众支持有关，就是保密。

我们当时一个口号就是：廉署保密、秘密实施。因为民众担心举报之后会遭人报复。这个保密原则非常重要，我们通过行动证明民众来廉署报案不用怕，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这种相互之间信任的培养最终使得实名举报从最初的1/3不到，到今天80%以上都是实名举报。

早报：执行处有什么故事吗？

查锡我：有一次，我们根据线报，对一个制毒和贩毒集团进行监控，这个集团已经活跃一段时间，根据我们调查所得，这个集团能够顺利运作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集团背后有一批贪污的警员在包庇和通风报信。这个集团是整个新界西北区的毒品的主要来源。

经过两年多的深入调查和布线，终于时机成熟，找到了突破口，于是采取收网行动。

在他们正在忙于制毒的时候，我们破门而入，人赃并获。但怎么也没想到，整个收网行动的目标，从开始只是逮捕20多人，包括贪污的警员和毒贩，结果却越抓越多，到最后总共抓了130多人。

我当时是整个行动的总指挥，为了这个案子，整整一个星期我只睡了16个小时，没有回过家。7天之后破了案，我回到家，两眼通红，倒在床上一下子睡了10多个小时。

廉署有逮捕和拘留权，但必须在逮捕后48小时内把嫌疑人带上法院，或者让他们缴保外出候查。为了避免案子曝光和缴保外出的嫌疑人通风报信，我们只能跟时间竞赛。

早报：你为什么可以成为唯一一个三个部门都干过的人呢？

查锡我：我也不知道，这很难说。三个部门对人员的要求有所不同。

社区关系处要求你能表达自己，说话有说服力，对一个人、一百人、一千人，甚至几万人，都要能说服。在执行处，你最起码得比较机灵，要懂很多社会上流行的东西。在防止贪污处,你得心思缜密，分析能力要强，你要一眼能看到问题所在，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只能说自己比较幸运，或者是机缘巧合吧。

如果一定要找个原因，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爱讲话，所以一开始在社区关系处工作。

另外，我从小在贫民区长大，对一些社会上或者说“道上的”事情都比较熟，而且我在进廉署之前在监狱里工作，什么坏人都见过，可能执行处的官员认为我可以应付各种古灵精怪的事情吧。

早报：那么谁来监督你们廉署的职员？你们的约束机制是什么？

查锡我：我常常说，要反贪成功，就必须给他足够的权力，但给的权力越大，制衡也要相对的大，有权力就必须有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一定导致腐败。

像廉署这样权力足够大的地方若没有足够的权力制衡，就有可能成为全香港最贪污的一个机构，所以我们的制衡很多。

以执行处为例，所有的案件都必须经过审查贪污举报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大律师、立法会议员、反对派、大学校长以及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人，他们绝不是“橡皮图章”，而是每个案子都会仔细审查。

执行处对决定调查的每一个案子都会开一个档案，对应一个编码，每一个案件都要经过委员会审查，调查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足够证据，带到法院起诉，起诉结果无非有二，定罪或判无罪，但不管什么结果执行处都要向委员会交代；另一个是有些案子执行处最后查不到贪污证据，但执行处自己不可以结案，而是要经过委员会的确认，只有委员会认可执行处确实尽力了才能结案，有时委员会会把案子发回执行处，并告知哪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衡。

最重要的制衡还是来自传媒，传媒代表民众监督廉署。同时，在廉署内部，有一个内部调查组，俗称L组，它主要针对廉署工作人员的行为。假如有任何人向廉署举报廉署职员，廉署会马上通知律政司，由律政司决定是否追查，贪污的问题一般由廉署调查，与贪污无关的话一般交由警察。

廉署的三个部门都有对应的审查委员会，都是请外面的人来监督廉署的工作。

同时，廉署的廉政专员每年都要向特首述职，报告廉署每年的工作，这个报告是向社会、市民公开的，同时也要向立法会交代。

早报：你对内地廉政建设有什么建议？

查锡我：我们国家那么大，一下子推动可能有点困难，但若有人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反贪成功，对这个我有不同看法。我是一个天生乐观派，我认为现在是反贪最好的时期：第一，反贪的重要性现在是老百姓的共识；第二，反贪不是一句口号，它是需要经费的，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财力上已经可以负担起反贪的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