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悠悠蓝天情》孟建伟：奋进者之歌-记英年早逝的“奇才”林柏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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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卷本的《悠悠蓝天情》近日由蓝天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人民空军建立初期入伍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报国情怀和人生经历，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本网开始连载此书部分内容。

奋进者之歌

——记英年早逝的“奇才”林柏麟

孟建伟

他，俨然是位军人。体魄魁伟，步伐坚实，沉思中常常显露出一种军事指挥员特有的威武神情。难怪一次在军营开会，卫兵们误以为首长视察，频频敬礼。

他，其实是个学者。思维敏捷，谈吐风趣，讲台上往往表现出一种挥洒自如的风姿。难怪他的弟子们不仅赞叹他的教学艺术，还欣赏他的讲话风度。

他，像位粗犷、壮实的“北方佬”。不熟悉的人，都以为他是“山东大汉”。尤其是他那一口熟练的普通话，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他，毕竟是个“南蛮子”。不仅性格中常常显露出一种江浙人的“细”与“柔”，而且吃鱼吃虾、嗜米如命的饮食习惯，更是“马脚”毕现。

总之，在他的身上出现了许多“对立”的“统一”：文与武、南与北、刚与柔、深与浅……

苏联一位科学家创造了一套表示人才智能的简明图形：

知识基础扎实（），思维品质良好（）。这是理想的人才智能结构。

知识基础薄弱，思维品质良好。

知识基础扎实，思维品质稍差。

知识欠缺、思维迟缓。

他，将自己划归其中的型。每当谈及他知识基础之不足，他总是坦诚地、遗憾地向人们介绍说：“我的书念得太少了，不过是个初中毕业生。”

童年生活的回忆应该是甜美的，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有几分辛酸与苦涩。父母离异，使他一出生就成为弃儿，一位慈祥可亲的妈妈将他抚养成人。高小毕业，每年供给一笔生活费用的父亲，宣布因生意清淡而要大大削减开支。果然，他升入中学之初，经济日益拮据。因此，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必须早作谋事自立的准备。于是，在普通中学上学的同时，他又进职业夜校就读，学习英语与电信。这时的他，才十三岁！

上海解放了，他的生活从此注入了崭新的内容。1949年10月，他被批准为上海市首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50年8月，他又成为上海市学生暑期服务团年龄最小的成员；1951年3月，他离开学校，参加华东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6月，他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光荣战士。他终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谋事”了，“自立”了。但同时，他也就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他常说：“求学的机会可以失去，求知的愿望却任何时候不能丢弃。”也许是家庭境遇增强了他的自强意识，也许是部队生活培养了他的自学习惯，总之，他具备了自学者起步的一些良好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也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他在七年的军营生活中，不仅铸就了军人刚直果敢的性格，而且锻炼了组织能力与宣传才干。他经常满怀深情地回忆部队生活中的一些良师益友。他说：

“我有过这样一位领导，部下最怕参加他主持的会议，因为他要求太严，近于苛刻。汇报发言每人十分钟，不准超过也不能剩，超过了立即停止，剩了重来一遍。不仅如此，发言还必须条理清晰、事例具体、词语准确。我们这些年轻干事只得会前反复排练，免得会上出丑。今天看来，这位领导真是位语言训练的严师。

“我有过这样一批战友，爱抬杠、爱斗嘴。于是，工余饭后，我们养成了一种小辩论的习惯。尤其是专业知识学习中，只要遇到学术界有不同流派、不同观点之争，大家就各自扮演角色，两军对阵或四方会战。比如学习现代汉语，就有演吕叔湘的，演张志公的，一争几天，各不相让。今天看来，这些战友都是学习的益友，这种形式是思维、语言训练的好形式。”

他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答案：弃学入伍的生活经历造成了他智能结构图式的下半部分( )，且入伍深造的生活经历又铸就了他智能结构图式的上半部分（）。

难怪他对思维科学与语言艺术有着如此深厚的兴趣，难怪他对“三能”（思维能力、写作能力、演讲能力）岗位培训的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原来他从自身的成功中，悟出了关于人才智能结构改善的有效途径，希望使更多人能获得“ ”型和“ ”型的结构。我们终于理解这些人才智能结构图形的深刻含义。

很有意思。用图形与符号回答困难的问题似乎是他的一种爱好。他解释说，在他主编《管理写作学》时发现思维成果的图形、符号表述，是管理写作中的一项重要技法。也许是因为“进入角色”，所以不管谈论什么，也把图形符号表述方法用上了。

关于W式，他是指自己经历的生活道路而言。

他认为，人生道路笔直又笔直是很少的，甚至没有的；不过，曲折又曲折也未必很多。一般来说，生活的道路总是有曲有直的。关键是直与曲的组合属于何种趋向。坎坷之路大体有两种：一种是M式，一种是W式（当然，也应该包含N式）。

经过他的解释，我们对这些英文字母式图形的含义才有所明白。原来这些线条是指生活道路中的大起大落，上部为高峰，下部为低谷，起笔为开端，落笔为归宿。

从“高峰”跌落“低谷”，是难堪而痛苦的。

1958年反右运动之后，他从部队到了地方，从城市到了乡村，由一个青年军官变成一个打入另册的“囚民”。这次跌落，几乎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断绝了与所有亲友的书信来往，卖掉了所有自学积累的书刊资料，但他很快从沉沦中清醒过来，在艰难中奋起。

他说：“自甘沉沦是摧毁精神的剧毒剂，可以使处于低谷的人坠入难以自拔的陷阱。”

1978年，部队派人到太原为他平反和落实政策，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呀，真难找。我们万万没想到一个初中毕业生，经受了这么大一场劫难，现在竟然登上了大学讲坛，当了大学讲师。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答：部队的锻炼，让我学会了一点刚强；亲人的理解，让我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学习的乐趣，让我激起了一些自信。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回过头去看看，无怨无悔。

从“低谷”再向“高峰”是艰辛而幸福的。

1959年，他终于重新振奋精神走上自学之路时，一切是那么艰难。沉重的家务负担和拮据的经济条件，使他失去了在军营生活中那悠闲与阔绰。贤惠和勤俭的妻子，为他创造了力所能及的自学条件，使他在自学路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难怪部队前来落实政策的同志赞叹地说：“你有一位难得的好妻子！”

他当上了厂矿子弟学校的教师。他教过刚开始识字的小学低年级，他教过向高中冲刺的初中毕业班。自强之火又熊熊燃烧了起来，自学之力又渐渐恢复起来。他很快成为一名骨干教师，同时还成为北京函授学院中文系的一名高才生。

从“高峰”再次跌落“低谷”，似乎显得胸有成竹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他又从学校到了车间，由教师变成工人。这次跌落应该说他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因为，他希望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实践，他的自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境界、更深的层次。这十年，他观察并研究了书本上从未记载过的变幻的社会现象；这十年，他构思并撰写了形式上各不相同的作品和文章。他写诗写歌、编戏编曲，他起草机关公文，执笔工作报告，甚至还代人写各式各样的检讨书。在受迫害的干部和工人中，他享有盛誉。因为，他有求必应，帮助他们“蒙混过关”。尽管，这十年中，他写了无数的空话、假话、大话，但却为他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写作实践经验，为他后来的写作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春天，偶然的机会使他登上了一所新建大学的讲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生活赐予我良机。”他承担的第一门课程是写作——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若按文学修养而论，他并非高手；但以实践经验来说，他却胜人一筹。他的写作教学一开始就充满着活力，他的第一步成功了！

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大学教师，偶受一些冷遇或歧视，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这样的教师获得一些好评或重用，引来一些非议或嘲笑，那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有人说：“他呀，全凭那张利嘴。”有人说：“除了写作，他还能教什么？”刺激可以引起兴奋，压力可以变成动力。他不甘示弱，真的要求承担第二门课程，而且专挑人们认为枯燥无味，难讲难懂的逻辑学。生活中“高峰”降落“低谷”的经历，使他得到了意志的磨炼；生活中“低谷”再回“高峰”的经历，又使他学会了坚韧的奋斗。逻辑课的教学又打响了，第二步又成功了！

即使如此，没有学历的把柄，人们也不会轻易丢弃。人们又有些议论：“嘴皮子利索，脑瓜子灵活，是可贵的；没有科研能力，写不出论文专著，则是可悲的。”这又是一股“强电流”，刺得他心中泛起阵阵热浪。于是，他又开始向科研进军。

1984年，他刚好达到“半百”之界。这个年龄，对于一般学者来说，是功成名就之时，而对于他，则是奋进起步之日。他制订了宏伟的“五年计划”：闯出娘子关、创建新学派。他要从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并概括出一套言之有据的写作理论，行之有效的教学体例，促进写作教学改革，振兴写作事业。

五年过去了，他又成功了。

五年间，他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教材3本，还参加了国家教委教材建设“七五”规划中的《写作学高等教程》的编撰工作。他的关于写作智能结构的理论，已经被写作界承认，并成为现代写作理论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他又横向开拓，展开了演讲艺术的理论研究，撰写了《演讲艺术概论》与《愿你能言善辩》两本书。后者荣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

鉴于他论著丰硕，在推动写作学学术研究方面成绩显著，1988年春，他被选为中国写作学术会常务理事兼教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夏，又当选为中国现代写作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秋，又接受国家教委师资培训中心的邀请，赴武汉大学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师资进修班的青年教师讲学。

他，走出了“低谷”，终于又登上了人生路上的又一“高峰”。

1986年，年逾半百的他，离开了高校的讲坛，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终于当了教育战线的逃兵，成为科研战线的新兵。”其实，应该说，他为自己又重新开辟了一条自学的新路。

说写艺术紧紧联系着思维技巧，语言表达的研究必然地需要追溯到思维的运动。于是，他的注意力渐渐地转向思维的科学与科学的思维。

这又是一条崎岖之路。现代思维科学是一门崭新的综合性学科，它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各种学科。他，深感力不从心。

也许是型的智能结构难以适应现代综合学科的需要，也许是W式的生活道路使他感到过于疲劳，也许是熟路驾车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终于从新路上又绕回到了老路。

他提出了一个“三能”岗位培训的教学方案。“三能”包含思维、写作、演讲三项能力，这是三项各行各业、各类人才普遍需要的基本能力。在他的倡导与组织下，全国已举办了三期短训班，人们开始欢迎这种知识性、实用性较强的教学新内容。一些大型企业希望他能定期为他们培训管理人员与政工干部，一些政府机关希望他能经常为他们培训文秘人员与基层领导。

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承认，自己的设计被人们肯定，这是科研人员莫大的幸福。“三能”教学的组织，已经成为他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向人们宣称：自己尚属于“小器未成”。

“小器”者，是因为说说写写被人称之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雕虫小技”的研究者，只能称作“小器”。

“未成”者，是因为“小技”有“大用”，“小题”需“大作”。没有一大批有质量的论著，难以适应“大用”、“大作”之需。

因此，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奋斗目标，再写百万字，争当“百万富翁”。

仅1989年，他就承担了《管理写作学》、《现代实用写作》、《愿你深思巧虑》等四五本书的编撰工作。当人们劝他莫要过于紧张时，他笑着说：“紧张可以增强活力，紧张可以恢复青春。紧张惯了的人，一松下来就会浑身不舒坦。”

他，没有惊人的创造；他，没有显赫的功勋。

但是，他闯出了一条有人认为“此道不通”的自学成才之路，他以不懈的努力、紧张的拼搏谱写了一曲奋进者之歌。

90年代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冲击着各个角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刚刚起步，但却开始改变着社会，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新时代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

身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与传统的治学方式告别的转折点。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学问与智慧只有为社会创造财富并被社会认可，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书斋里的学问是无法实现这一价值的。

身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更是清醒地认识到，告别传统并非意味着全盘抛弃自己的根本，而是要在“固本”的前提下生长出新的枝叶，在多维度的社会空间中寻找到新的人生坐标。

经过痛苦的自我否定，经过反复的掂量与抉择，他又为自己确定了新的奋斗领域——在公共关系策划中一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