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艺术家需要“试错”和“失败”

耿一伟（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这次的命题是“当昨天遇见未来——非遗与当代艺术的对话”。六部委约作品看下来，我发现一些共同的问题在于，作品跟观众之间的沟通还存在隔阂。创作者没注意到观众对他们作品里的传统文化背景有可能不够了解，有些传统文化（比如京戏、昆曲）惯有的表达语言和符号，他们事后也没向观众解释，这就使观众容易对这些信息忽略，甚至根本抓不到他们想要表达的点。

与观众沟通十分重要

如果我们都不太理解，更何况走出国门让那些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外国观众醍醐灌顶般接受？就像美国中西部大学联盟专家团看过作品后一致反映的，国外观众对最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感兴趣，但创作者应该考虑国际观众的感知和接受能力，应想好适当的包装和传达对策，比如介绍创作者创作心路历程的背景资料越丰富越好，而不是寥寥数句就简单抽象地概括打发。

沟通十分重要。我建议“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的作品在第一次联排时，最好邀请一些完全没有剧场体验的观众如老人、小孩等来观演，这样才能了解观众是否能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因为在排戏时，群聚在一个组里的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是有隔阂的。比如将京剧与街舞融合在一起的《融》，在演出时应该试着把字幕去掉，然后再问观众哪里看不懂，再据此调整。这部作品太依赖于“说”。观众对这部作品的了解全仰赖于电子屏幕上唱词的提示，而不是从演员本身的肢体表演去了解，这就导致唱词作为辅助说明占据了太多空间。“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要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展演也并不意味着是最终的完成，修改应随时随地进行。重要的是在见识过观众的反应后，创作者如何重新面对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不了了之。

有些作品也有形式大于内容、过于概念化的问题。这次的命题太过浩大，创作者又太年轻，他们太想把作品做得对，做得成功，只好概念先行。在我看来，六部作品的创作者都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作品里也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们应该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故事融入作品，在作品里大胆表现自己的快乐和苦恼，我们因此也能从中窥得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传承和介绍传统文化并不是这些年轻人一定要承担的责任，他们也没必要背负这样沉重的负担。传统文化让那些传统艺术院团做便可，被扶持的年轻人做自己就好。我们在作品里最想看到的，还是创作者最真实的自己。而且，传统的东西是流在创作者血液里的，他们其实并不需要花太大力气去强调这一点。

如何扶持创作者

要成功扶持青年艺术家本不是容易的事。台湾“国艺会”也有“新人新视野”之类的扶持计划，与“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不同的是，“新人新视野”不会给具体的命题。命题式作业有好有坏，好处在于创作方向会一致，作品评选也有标准，但问题在于，被命题的人并不一定有能力来回答这些问卷。

我认为扶青计划有必要设置一个“演前导引”，因为随意走入剧场的观众不见得会通过节目单来彻底了解这个扶持计划。如果观众知道扶持计划是“未完成”式的创作或工作坊式的呈现，他们在观看过程中设定的标准也会不一样，并不会过分苛责。另外，我们也要思考怎么才能让观众觉得自己也是演出的一部分？演出之后设演后谈大概是最有效的方式。创作者为观众答疑解惑并鼓励观众提意见，观众便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批评他们，或许就真的会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意见。

另外，这些青年艺术家也需要好的导师来指导。扶青计划有自己的顾问制度，但这些顾问给人的感觉是太“大师级”了。大师本来就已有自己强烈的风格，他们要给后人提意见，我想大概没多少人敢违背。艺术节有没有可能找比这些青年人经验丰富，但不至于说一句话就让他们尊崇不已的艺术家顾问来帮忙？顾问会给创作者以刺激，扮演着理想观众的角色，他们要对创作提出疑问和修改意见，教会他们具体怎么去做，而不是泛泛地评价。

这些被扶持的创作者最大的资本就是还有时间和可能性。有人说少年得志的人一遭成功便不敢再失败，但做艺术要对失败有免疫力。年轻人不要有一定要把作品做成功的压力，因为并不是每个人第一次便有一鸣惊人的能力。如果是我委约，我会对他们说，你在别的地方都不允许做错和失败，但在我这里没关系，我既然委约你，当然也会为你负责，这样他们才会有空间去尝试。

这些年轻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应该都是佼佼者，我觉得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反而是“试错”和“失败”。年轻时的失败对艺术家非常重要。有人可能会因为失败一蹶不振，所以失败才要趁早嘛，不然以后就没有空间失败了。艺术节就是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其中一样，便是对失败的包容。大家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大胆“乱搞”一下。越往失败走，艺术这条路很多时候才会越走越宽，以后成功的机会也会越大。

扶青计划对这些年轻人最大的利好在于，可以让他们借助这个平台与其他国家有国际眼光和经验的艺术总裁交流，让他们透过这个平台被挑战和被看见，这才是最珍贵的地方，而并不单单是把作品卖出去的问题。有些作品有幸被挑中出国巡演当然最好，但这不应该是目标本身，一路的成长才最重要。

（早报记者 廖阳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