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

胡适晚年在台北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有见过他。”钱锺书晚年对朋友说：“胡适之是 贵人多忘事 ，他是见过我的……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他胡适之不认得我钱锺书。”

范旭仑

钱先生《秽乘》论袁洁《蠡庄诗话》：

卷十汪圣清赠戴坪五律起四句云：“客游如象戏，老矣过河兵。步步穷前路，迢迢失旧营。”按胡适之“过河卒子”诗作于五十岁时，为人曲解，意颇愤愤，尝与余言之。不知此诗已在先，惜不能一告之也。

“人”者，郭沫若也。胡适1947年1月30日于《文汇报》重刊九年前旧作：“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郭沫若随即作《替胡适改诗》，“曲解”谓“他干脆承认做了黑棋一边的卒子”，“我想倒不如把 拼 字率性改成 奉 字”。胡阳写弈局以感慨身世，郭则意有所讽而借题发策。这时候“历换”1951年，胡战犯人在美国（钱先生1951年3月16日复苏渊雷书：“拙作小说，聊供启颜破睡，如以胡战犯考据癖求之，则疏凿混沌矣”），胡适思想正遭北京批判（钱子泉《自我之检讨》：“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乃郎《论文人》亦讽“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惜不能一告之也”，言下不胜沧桑百感。八年后，胡适在台北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你知道他吗？”又过二十几年，钱先生回口说：“胡适之是 贵人多忘事 ，他是见过我的，也是在南京，一次文学圈子里的什么聚会。胡适之正好也在南京，当然就被请来当贵宾，坐在首席。我记得当时我还走到胡适坐的桌子边，向他请教几个问题。胡适之答话没说完，便被什么人叫过去了。那时我还年轻，他则是大名人、大权威， 所以，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他胡适之不认得我钱锺书 。”（胡明《迟到的纪念》，并强调“末两句话加了引号，正是由于我印象特别深刻”。）1987年钱先生夫妇在家接见黎澍、李锐，李锐《黎澍十年祭》谓“1948年他们在上海见到胡适”。汪荣祖、弥松颐则记亲耳朵听见钱先生自言三晤胡适。2002年杨绛《怀念陈衡哲》说1949年钱默存于沪上频见胡适之，则“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了。当时白纸黑字记载钱胡会是1949年1月17日《顾颉刚日记》：“赴叶揆初先生之宴，八时半归。同席者：适之先生、振铎、徐森玉先生、钱默存、张芝联、起潜叔、鸣高叔。”《胡适日记全集》那天空阙。叶景葵、徐森玉是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的董事，钱先生、顾颉刚是顾问，顾廷龙是总干事。1949年初，雷震经胡适、王世杰、傅斯年、杭立武等谋画，草拟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钱锺书居第十九位，其师友罗家伦、叶公超、张其昀、梅贻琦在焉。

《湘日乘》论《鸾鎞记》，钱先生瞧见“胡谈字诹之”，顽皮道：“当是适之老兄耳。”四年后重温《六十种曲》，钱先生只记下“胡谈字诹之，世居谎州”，不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世居谎州”岂异人乎——“家史野史绝迹而国史独成一诬妄之世界，今有其事也，余诗所谓 举头鹊噪频闻喜，盈耳蛙声尽在官 ”（《琅嬛文集》笔记）。也许《蕉帕记》里的胡连跟胡适更亲，中书君看中他口角伶俐的自白：“面上有些墨气，肚里白得周全。作文只是七股，吟诗偏爱八言”——《钱大先生游杭州记》不是笑话胡老弟“每行末一字不到底”的白话诗“是词非词”么？方鸿渐兄弟鹏图，唐朝有个姓杜的也叫鸿渐，“父鹏举”，作方鸿渐者看不入眼，讪笑道：“父子名乃若兄弟。”（《旧唐书》笔记）

没准儿为了稍微减少人间世的缺陷，钱先生称引胡适《考作象棋的年代》。1963年札录《全唐文》，后因胡适而增补：“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 栖元法师谓才曰：檀越复研味于六经，探赜于百氏……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复成。 《胡适文存》三集pp.911ff引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唐文宗开成己未 制象碁 自注： 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机矣。 谓吕氏在牛前已有象戏。”1990年11月钱先生尝自称“《胡适文存》我在中学时阅过，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陆灏《默存先生》。1984年增订《林纾的翻译》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果尔，则此节当作于彼时。《管锥编》论《太平广记·岑顺》：“象棋之制虽出北周武帝（参观倪璠注《庾子山集》卷一《象戏赋》、卷七《进象经赋表》），而据释念常《佛祖通载》卷二二，则始以车、马、将、卒代日、月、星、辰者，岂异人乎，正牛僧孺耳。”则早暗用胡说矣。

隐袭还有一处。1938年在巴黎论《随园诗话》，中云：“章实斋《题随园诗话》绝句有云： 何以称文又称正，《随园诗话》独无名。 按补遗卷六记刘文清欲相逐事。”后补：“非文正也。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始是正之。”1940年在蓝田论《今传是楼诗话》，隐括第389页云：“欲逐子才者非刘文正统勋而刘文清石庵也，章实斋诗及《辨似篇》皆误，胡适之沿之，随园集中可证。”而按《谈艺录》：“章实斋《题随园诗话》第十二首乃云： 堂堂相国仰诸城，好恶风裁流品清。何以称文又称正，《随园诗话》独无名 ；指子才见恶于石庵事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石庵谥 文清 ，谥 文正 者，为石庵父尔纯；实斋误以子为父。《随园诗话》固明载石庵欲相逐事也。”上楼去梯，不复道王逸塘的开路功绩。《管锥编》的“章氏于并时胜流指名而斥者，戴震、袁枚、汪中三人也”，亦同《今传是楼诗话》此则之起：“余友胡适之曩编《章实斋年谱》，谓实斋论学，于同时名人戴东原、汪容甫、袁子才皆有贬词。”《容安馆日札》第五十四则谓郑献甫《补学轩文集》、朱琦《怡志堂文初编》、张宗泰《鲁岩所学集》“皆为章氏之学者所不知也”，必隐讽《章实斋先生年谱》的简陋。《管锥编》明诏大号：“世推章氏史学，余不贤识小，心赏尚别有在。”《谈艺录》不云乎：“岂八识田中，只许 历史癖 有种子乎？”钱先生耐可开径独行。

《旧文四篇》用的《神会和尚遗集》，读者不晓得那是胡适编的；《管锥编》论《老子》第七八章、谢灵运《辨宗论》、释慧叡《喻疑》，漫称“神会《语录》”，读者更不晓得那是《神会和尚遗集》的别称。今睹1960年札“胡适编《神会和尚遗集》”，方才了然。神会语录是胡适到欧洲去看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卷子时发见的——原来《围城》“钞敦煌卷子”也有胡适的分儿，恰同《说笑》的“又像领导青年的先进的大师”顺手把胡适、鲁迅等扫上一笔。

李葆恂《旧学盦笔记》：“大抵金评所谓古本者皆其臆改，与平四寇共为一百二十回，然一片铸成，并无前后之说。”《秽乘》论之云：“按此早开胡适之之说。”“说”见《胡适文存》一集卷三《水浒传考证》。翌年的第三十六则日札与之相映：“胡适之并不知袁中郎《觞政》，宜其以金圣叹之评《水浒》、《西厢》为卓识创论矣也。”《管锥编》谓“金圣叹评点《西厢》、《水浒》之分古本、俗本，尤成口实”，意中不知还有没有胡适在。“早”者，隐含《林纾的翻译》所谓“《旧学盦笔记》似乎极少被徵引过”以及“晚清有名的文人学士急不及待，没等候白话文学提倡者打鼓吹号，宣告那部书的 发现 ，而早觉察它在中国小说里的地位了”。钱先生评利玛窦传早云：“The Renaissance would have taken place ages before 1917. Descartes, Leibniz and even Spinoza would have been long ago at the disposal of Chinese schol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ch master minds, scientific studies would have progressed by leaps and bounds.”札林思进《清寂堂自录本》自序：“自欧西文化之说倡于二三口耳者流，其极自六艺诗书、庄屈扬马、史迁韩愈，无不用其诋诃，视若粪土，而稗官青史鄙倍不根之传记，顾乃炀为榘矱”；严复《瘉壄堂诗集》卷上《郑太夷时文》：“迩来又一变，龙蛇起新陆。《论语》充烧薪，《六经》任生醭。泛海求羊皮，归为五羖鬻。操瑟与吹竽，所志皆食肉。”都可作“打鼓吹号”的注脚。钱先生以“parchment-diploma”注“羊皮”，仿佛《围城》里“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

《少见录》1946年第二册札《十驾斋养新录》，谓卷十八“《名》条引古人论名之语”为“近人名教论之本”——《胡适文存》三集卷一《名教》必在其列。

1945年札《续西游记》，论之云：“文笔尚达，亦有道理，而正经板滞，反复机心之不可起，殊欠生动。蠹精、蛙精、狮毛精之类妖怪皆归化，无一被杀者。九十七回后行者等挑经木杖为鼯精所窃；行者手中没棒，机心重灭，念梵咒以降魔。胡适之作八十一回《西游记》，其心思亦与作者等矣。”《小说识小》本之，而下文想也于胡适适合：“盖不知小说家言荒唐悠谬之趣，而必欲科之以佛说，折之以禅机，已是法执理障，死在句下，真痴人前说不得梦矣。”胡适改写《西游记》第九十九回的小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发表在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中书君带便与胡适反对的《论不隔》就在它的下面。

1948下半年札《儒林外史评》，摘“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按云：“胡适之语。”《且住楼日乘》论《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一云：“ 尝见前辈说，闽中真是乐国。某初只在山间，不知外处事，及到浙东，然后知吾乡果是乐地 云云。徽人之攀附文公者可以休矣。”两则可以合观，当证之以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第一章：“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朱熹和他以后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淩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猫》揶揄胡适的名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为“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仑布的发现新大陆”，可以和“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的“胡适之语”并传。《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的“应用 我的朋友某某说 的公式”也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变相。

1994年札《郑孝胥日记》，摘胡适四事：“胡适来访”；“访胡适不遇”；“徐志摩、胡适之来观作字”；“胡适之赠北京新出土唐仵君墓志”。下面数则不知为忽视抑无视：1928年4月21日：“高梦旦与胡适之同来，胡求书其父墓碣”；5月4日：“赴沈昆三之约，坐客为陈伯严及其子彦通、陈小石、胡适之、徐志摩、夏剑丞、拔可、贻书”；1929年11月28日：“过夏剑丞、沈昆三、胡适之、袁伯夔、陈仁先、周梅泉”——为“赠墓志”同日；“赠墓志”前一日：“林植斋以酒席来，客至者：周梅泉、袁伯夔、胡适之、李拔可、夏剑丞、黄蔼农、赵叔雍等”；1931年2月26日：“曹纕蘅约至东兴楼午饭，晤杨子勤、江叔海、胡适之、徐志摩、李释戡、黄秋岳、吴达泉。”好多也是钱先生的旧相识。

《郑孝胥日记》笔记录1922年9月17日：“有江西邵祖平字潭秋者持子培名刺来见，自言在南京东南大学与胡先骕等同编《学衡》杂志，斥胡适之新文白话。”1965年初札《海藏楼诗》，后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郑苏戡谢赠《白话文学史》手帖全文，论及“新文白话”，似并不左袒胡先骕等：“宋儒语录出于佛氏，窃疑诸儒说理喜用此体，如骾在胸，今当于《文学史》中求之。先生乃欲以语录之体推行于诗文，用意雄迈，横绝一世，但使措辞妙绝，读者感动，与古何异？仆虽浅陋，自许识者，当不后叔向之识鬷明也。”同号“前清遗老”的严几道则未消门户之见。1989年札《严复集》，摘《与熊纯如书》：“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言文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梦》，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钱先生的观念已见于《与张君晓峰书》，后来偶尔觉得“白话文难行久”（1944年《故宫周刊》笔记，那是《管锥编》论王羲之《杂帖》的履端）。朱文公说：“张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者皆不可晓。”钱先生1949年接嘴道：“关陕方言为左翼作家喜用者，横渠其祖师乎。”（《朱子语类》笔记）言外仿佛苏文纨所谓“大部分现代文学不值批评”。谁说钱先生光会抄“讲话”而不读“延安文艺”？这和日札第八十四则发现“鲁迅直译之祖”一样，教人惊骇得好一会上下腭合不拢来。

女弟何灵琰1945年夏馈枇杷，钱先生吟诗致谢，附书：“枇杷甚甘而诗曰 带涩 者，以用仰山送果与沩山之典束缚使然。为胡适之见，又将大骂用典，讲八不主义矣。留此资二次文学革命者之口实。一笑。”“带涩”见《五灯会元》卷九。钱先生同时在别处借嘴骂人：“方先生那种态度，完全违反文艺欣赏的精神。你们弄中国文学的，全有这个 考据癖 的坏习气。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了，愈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无数诗来烘云托月。方先生，你该念念爱利恶德的诗，你就知道现代西洋人的东西，也是句句有来历的。”这得意话稍后用外国文再说一遍：“There are poets (e.g. Mr T. S. Eliot) who try by mean of allusions to enrich their poems by starting a train of literary associations and evoke a sort of atmosphere or background for them.”晚来和女儿谈艺论道，把《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里面的话衬托出来：“世间一切好方法无不为人滥用，喧宾夺主，婢学夫人。考据本为文学研究之means，而胡适派以考据代替文学研究。”这样看来，“二次革命”可入“《现代中国文学史》里最有趣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