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儿因缘：

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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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进菊儿胡同不久，北京开始角逐主办2008年奥运会，奥林匹克荣誉的痕迹开始触及胡同儿。极力推进北京平民的运动爱好和健康意识，政府修建了无数户外健身设施。油漆得亮晶晶的钢铁设备好意出来为人民服务的，但看上去有点古怪，似乎设计师只在健身房匆匆瞄了一眼，全凭记忆设计出来的。在健身场所，人们推转大轮子，推那些毫无阻力的杠杆，在摇锤上荡来荡去，如公园里的孩子。在北京市区甚至郊区，健身设施随处可见，即使在长城附近的小村子。在那里，这些设施给农人们新的生活方式选择：为收胡桃劳作12个小时之后，他们可以一遍又一遍转一个黄色的大轮子解乏。

但没人比胡同儿居民们更喜欢这些健身设施。这些设备分散在老城四处，藏在小巷子里。清晨和黄昏，它们尤为尽职地忙碌着——成群的老人们闲聊着，在摇锤上玩上几圈。一些温暖的夜晚，男人们悠闲地坐在这些设备上抽烟。这些设施对胡同儿运动来说再完美不过：提供和邻居们在街上厮混的好借口。

2000年底，作为全城“申奥”提高卫生设施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在菊儿胡同重建了公共厕所。这变化如此戏剧性，如奥林匹斯山的灵光瞬间照耀到这些小巷，留下一个壮丽的建筑。这个公共厕所有自来水、红外线自动控制的抽水马桶，还有中文、英文和盲文的标志。灰色屋瓦让人联想起胡同儿里的传统建筑。使用规则镌刻在不锈钢上，“3：每个使用者可以用一块免费的手纸（长80厘米，宽10厘米）。”旁边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全职看管厕所。了解自尊心颇强的北京市民不愿在公共厕所工作，政府从内地省份招来一些夫妇作为工人，大部分来自安徽。丈夫清理男厕所，妻子负责女厕。

在菊儿胡同的那对夫妇带来了他们的儿子，在公共厕所前，小家伙开始学步。如此场景在首都上演，或许有一天这些孩子会成为北京版本的“午夜孩童”（注：Midnight s Children，来自Salman Rushdie著名英文小说，写一些在印度独立时出生的孩子的故事）：一代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公共厕所里长大，“奥运”十年后，会长大成人并带给祖国母亲卫生荣耀吧。同时，菊儿胡同的住户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新厕所对面干净的公共空间。修自行车的老杨把他的工具和破自行车们堆在那儿；入秋，卖白菜的就睡在公共厕所附近的草地上。隔壁烟店的王兆新，在厕所入口附近放了几个摇摇欲坠的破沙发。还有人贡献了个棋盘。折叠椅出现了，随后是堆满啤酒杯的木头橱柜。

不久，这儿堆了不少家具，每晚也聚满了人。王兆新宣称这是“W.C.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入会，当然，对于谁应该当“主席”，谁当“委员”，有些争议。作为个外国人，我属于“少先队员”级别。周末晚上，俱乐部在厕所门前搞烧烤。王兆新提供烟、啤酒和白酒；新华社的司机曹先生则念叨着报上的新闻。炭烧的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看管。因行动不便，老楚经官方许可，可以开一辆小的机动车，这使他穿过胡同儿运羊肉串儿容易多了。2002年夏天，中国男子足球队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打进世界杯了，“W.C.俱乐部”搞了台电视机，从厕所引来电源，无情地嘲笑国家队——因为他们自始至终一球未进。

2

王兆新谦虚地拒绝“主席”头衔，尽管他是大家显而易见的选择：他的生活与现代北京的变化密不可分。他的父母1951年搬进菊儿胡同。那时，北京15世纪早期的布局还完好无损，在当时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显得独具一格：一座古老城市，历经现代化进程和战火，却几乎安然无恙。

北京曾有一千多家佛寺庙宇，后来几乎都被充公挪为他用。在菊儿胡同，和尚们被赶出叫“圆通寺”的喇嘛庙，很多百姓搬进来，包括王兆新的父母。同时，无产阶级群众被鼓动占领富人宅第。此前，菊儿胡同的私人院落中有宽敞明亮的天井，但在1950和1960年代，多数院子中挤满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从前只住一户人家的四合院成为20多户人家的栖身之所，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之后的20多年中，众多北京城门被拆毁，随之是壮丽的城墙——它有些部分高达40英尺。1966年，王兆新是六岁的小学生，他参加儿童志愿者工作队，帮助拆毁了离菊儿胡同不远的一部分明城墙。1969年，“文革”期间，为了修地铁站，附近的安定门被拆。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约有五分之一的老北京已不复存在。

1987年，王兆新的弟弟在北京一家饭馆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几个月后，这个18岁的年轻人被和面机轧断了右臂。在那之前，王兆新开始做小买卖，希望能在新市场经济中立稳脚；他不得不考虑他弟弟的状况而选择贩卖什么商品。水果和蔬菜太重，而卖衣服需要两只胳膊量尺寸和折叠货品。烟比较轻，所以王家兄弟决定卖烟。

1990年代和2000年后，当王家兄弟在菊儿胡同卖烟时，房地产开发商卖掉了大半个北京，部分因为当地政府部门自房地产开发中获利。当一个胡同命定要被从城市空间中抹去，它的房子和墙上就被涂上个被圆圈围着的斗大的汉字，如无政府主义者涂鸦中的“A”：“拆”。当房地产开发商在城里猖獗横行，这个汉字成了一个符咒——北京的艺术家们戏仿它，百姓们开着“拆”的玩笑。在“W.C.俱乐部”， 王兆新常说，“我们住在拆那儿。”听来有点像英文词“China”。

与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兆新务实，脾气好，不感情用事。他的慷慨大方人尽皆知——街坊邻居们送他个昵称“王老善”。他给“W.C.俱乐部”烧烤活动出了不少力，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常说，政府迟早要在这个区拆更多房子，但他从不谈论将来。在“拆那儿”住了四十多年已让他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

(本文选自《奇石》，张泠译。本文非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译文，刊登得到出版社同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