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隐忧】“生态补偿”无望，“市场补偿”不通，“政策补偿”无回音微山湖，还能义无反顾多久

十余位专注环保的大学生，赶在通水前刻，沿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路北上，跨江苏、山东，历微山、济宁诸市县，做了一场独立的民间考察。水质污染曾是东线工程的最大隐患，如今，经年的治污换来一渠北上的清水了吗？

“长的几千字，短的一页纸”，“上面来调研时提，向上汇报工作时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京开会时提”，最终不知道走进了哪个会议室。

让那些蒙受损失的个人和企业能够得到持续的、合适的补偿，才是保证南水北调东线水质稳定的长久之策。

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乡的张令钢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在去年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渔业养殖污染防控”行动后，他失去了150亩鱼塘，却没有得到一点补偿，“我54岁了，打工谁还要？”

清理渔业养殖的网箱、网围和鱼塘，是确保南水北调东线水质的题中应有之义。仅2012年一年，东线工程最重要的南四湖（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等四个相连湖的简称）中14万亩网箱网围已经灰飞烟灭。

呼吁补偿的声音从未停歇。最近的是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山东省水利厅副厅长曹金萍借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再度旧事重提。

按照她的测算，实施渔业养殖污染防控措施，将降低南四湖三分之二的渔业及水产养殖能力。而2012年横扫14万亩围网围箱的行动，受影响的人口接近10万，占到了南四湖渔民总数的一半。

现在，东线通水已在眉睫，“给北京供水”成了最大的正事，防污治污正做着最后的冲刺。

按照当地的测算，每一亩网围网箱每年的收益近1500元，渔民整体损失接近3亿元。

“这相当于把人家饭碗给端了，2012年省里补了6000万，但还是远远不够。”济宁市环保局污染防治与应急管理科的杨帆说。

渔业部门能给予的支持就是每年坚持渔业放流，农业部、省财政、县财政均有投入。微山县渔管委办公室的数字显示，每年放流的尾数都在3000万以上。但这些在湖水中慢慢成长的鱼苗显然远水难解近渴。微山县渔管委科长张保彦已经接待了多批上访的渔民，他说，“我也没有办法”。

“雷声大雨点小”

这并不是山东省第一次向国家层面提出生态补偿的要求或建议了。

2013年上半年在湖北举行的一次南水北调会议上，拥有南四湖绝大部分岸线的微山县就曾提出“将南四湖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资金转移支付规划”，这与曹金萍的建议如出一辙。

“上面来调研时提，向上汇报工作时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京开会时提”，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已经记不清呼吁次数了。

“长的几千字，短的一页纸，最终不知道走进了哪个会议室。”微山县环保局污控股的王云、湿地办的杨芳、渔管委的张保彦都曾经代拟过要求生态补偿的提案或者建议。

呼吁的结果无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水源保护处副处长周建仁说，山东出台的南水北调治污条例里曾提到要“实行生态补偿”，但“就是光一句话，没有实质性的动作，也没有什么牵头部门”。

如今的微山湖也会呈现出莲叶接天、荷花映日的湿地景色，而让湖泊休养生息的代价，是一批曾经的支柱企业关门打烊，是南四湖沿岸大规模的“退耕还湿、退渔还湖、退池还湖”。

事实上，在东线工程日益苛刻的环保标准面前，即便是那些最想坚持的污染企业，也很难再站稳脚跟。

济宁市环保局的杨帆说，以造纸行业的COD排放浓度为例，国家标准是每升150毫克；2006年山东省提高到了每升100毫克；2012年，再度提高到每升60毫克，比国家标准翻了一番还多。

最终，原先拥有近2000职工的微山县造纸厂，即便在花费2800万元进行碱回收改造后，仍不免在2007年关闭的命运。而另一家微山县支柱企业化肥厂在投入巨资进行了两轮治理之后，选择在2010年关闭。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山东济宁市，因为东线工程而关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至少30家。

留下的企业日子也并不好过，“以南水北调的水质标准要求，一般企业在别的地方治理一立方水，成本在8毛钱左右，我们这要达到两块钱左右。”王云说。

标准缺失，补偿受困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副院长黄贤金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多年，他告诉报道小组，当下主流意见是由生态的破坏方、损害方对相关的受损者进行利益补偿，有时候，即使没有直接的破坏或损失，仅仅由于保护生态而牺牲了发展机会，也需要进行补偿。

南四湖沿线共有53条河流，入湖口绝大多数在微山县境内，但这些河流的主要部分却在县境外。微山湖更像一个大洼地，苏、皖、豫、鲁四省的污水最终汇集于此，王云说，“却只要我们来投资搞湿地治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城郭河，这条河在微山县境内只有数公里长，沿线的污水主要来自上游的枣庄市。而为了建设新薛河湿地，微山县投入的资金就近亿元。

微山县环保局副局长踪剑抱怨：“谁破坏，谁修复；谁污染，谁治理。我们治理的是上游的污水，却没有任何补偿机制。”

近10年来，微山县在南四湖污染治理上投入已超7亿元，近几年每年用于污染防治的资金几乎占地方财政的十分之一。

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微山县政府直言，要达到南水北调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还必须上马一系列工程，“这些项目的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单靠我县财力难以完成，况且湿地建设大都是解决上游跨境污染问题，完全靠我们投资解决和作出牺牲，群众工作难以做通。同时为保证南水北调水质，微山县人民在传统产业养殖、种植、运输和产业发展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牺牲，这些付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

在山东省环科院的彭岩波看来，东线生态补偿机制之所以难产，首要的问题是补偿标准难以确定——谁都知道上游治理会为下游作贡献，可是这种贡献很难量化，也很难在全国的范围内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彭岩波说：“别说国家层面上来平衡，就是山东跟江苏之间、济宁和枣庄之间来平衡都很困难，所谓生态补偿机制只能是试点。”

早在2007年，山东省就出台了《生态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并在泰安等地开展了试点。但在周建仁看来，这种没有具体执行标准的试点只具有象征意义。“像上游地区的枣庄、济宁就希望下游的青岛、威海可以拿一部分钱来补偿他，或者是干脆把补偿的钱放到水价里面去，实际上都不可行。”周建仁说。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周建仁看来，让那些蒙受损失的个人和企业能够得到持续的、合适的补偿，才是保证南水北调东线水质稳定的长久之策。而“所谓的一次性的补偿都不能算是生态补偿机制”。

义无反顾的“政治任务”

事实上，一直努力要求生态补偿的山东也有自己的顾虑。“如果我们向国家成功地要到了生态补偿，江苏省肯定会向山东省要生态补偿”。周建仁说。

来自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的消息说，正在制定中的“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原本有“对水源地实行生态补偿”的条款，这里的“水源地”特指中线的丹江口水库，在第一轮征求意见阶段，山东也顺势提出东线也应实行生态补偿。结果，这一条款被直接从草案中删除。

这种地方捆绑比照的复杂性也正是生态补偿机制无法真正破局的原因。

外援指望不上的情形下，济宁市一度独力尝试用市场补偿的方式来缓解财政压力、减少农民损失，但这一做法并不成功。

“市场补偿”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在退耕还湿的地方发展旅游业或种植湿地经济作物，培育产业链，使失地农民从中受益，用以代替必要的经济补偿。

但问题是，“产业链”并非说建就建。新薛河国家湿地公园虽已建成，但至今游客寥寥；而那些曾被寄予厚望的湿地植物，至今还没有成功地开发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

还有人寄希望于“政策补偿”。按照他们的建议，在山东，胶东半岛被称为“蓝色经济区”，列入了国家的战略规划，从德州到黄河，被称为“黄色经济区”，而南水北调沿线的枣庄、菏泽、济宁、泰安则可以建成“绿色经济区”。但是，这样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决策部门的正面回应。

于是，在没有补偿的前提下治理污染，变成一项“政治任务”，“济宁是一个小城市，国家提出南水北调的要求，我们只能义无反顾地去做”。

乐观者转而期待，东线工程或许不仅仅带给南四湖损失，也会带来相应的收益。

理论上讲，张保彦承认，在东线工程通水之后，南四湖水源更加充足，水位更加稳定、水质也有提高，这对渔业生产会带来正面影响，当地的渔业部门正琢磨着类似“南水北调干线里长大的螃蟹”的文章，希望挣回些无形资产。

不过，他同样担心的是，通水之后南四湖水位将会上升0.5米，将使春天湖水水温回升的速度放缓，导致螃蟹、螺蛳、鲤鱼等水产品产卵期推迟；还会使湖边的荷花等水生植物可能无法生长，而这些并不都是好消息。

对于微山湖渔民们来说，这些还存在于想象中的判断毫无意义。万庄村的渔民时继厂边划船，边向着自家的围网说：“调那么大的水，围网被淹了，浪子变大了，肯定干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