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洋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的误解（下）

杜恂诚

欧战影响不是绝对的

为什么在1912-1927年这样动乱的年月里，中国民族产业资本能够取得一定的发展？为什么外资的压迫和军阀的混战没有摧垮中国民族产业资本，使它陷于停滞、萎缩或破产？答案不是简单的，也不可能是简单的。这里既有外部的原因，又有内部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

欧战确实是一个有利的外部原因，欧战使中国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欧战刚结束时西方许多企业一时还不能够转到正常的民用生产上来，这对中国轻工产品的出口和轻工业的发展十分有利。矿产品价格的提高刺激了矿业的发展。运输价格的提高则刺激了航运业的发展。而本来依赖进口的商品，如水泥、机器之类，由于进口的减少，加快了进口替代的过程。但一种外部条件，无论多么有利，也总是有局限的。过去论者有把外部条件绝对化的观点并不可取。欧战有利影响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日资在中国大大扩张了他们的经济势力。例如在棉纺织业方面，1914-1925年，日本在中国新设纱厂33家，加上原有纱厂的扩充，对华商纱厂构成重大威胁。其二，并不是所有的行业或企业都能在欧战期间获利，例如1917年在烟台，玻璃厂和火柴厂营业兴旺，获利丰厚，而罐头厂却因为马口铁原料断绝而遭受损失，地毯厂因“外洋销路顿遭停滞”而不能营业。1920年湖南锌矿因出口运费昂贵而将矿砂“囤积在矿内”。有些资金并不充裕的企业家，虽然很希望从海外进口机器，扩充生产规模，但因轮运价格高昂，他们也就无从实施发展企业的计划。其三，市场形式变化莫测，投机之风盛行。中国用银货币，西方用金货币，金银比价的暴落暴涨使很多中国企业家未战先败，在海外订购机器的华商纱厂业主由于汇率的波动总共受累“约为150万英镑之巨”，一些华商纱厂也因此而一直背负巨债，久久不能恢复元气。其四是上文已经分析过的，即在有利的形势下，中国的投资者盲目乐观，设厂过多，因而在繁荣中有着虚假的一面。

欧战给中国民族工商业所带来的繁荣既为时不长，又有其不利的一面，那么，这种外部的有利条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1912-1927年间华商棉纺织业、面粉业等民族产业资本发展的唯一原因。在这里，内部因素仍然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内部发展的必然性，那么外部有利因素的偶然性就起不了作用，或者起不了大的作用，一度“黄金”般繁荣过后的困难也会无法逾越。

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

的内部因素

第一，弱政府的格局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于近代中国政府，我们不能用理想主义来要求，近代中国政府（除了清末新政那一段），对于经济要么是强行控制，要么是因弱而不能控制。两害相权取其轻，弱政府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特别是袁世凯政权之后，中国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全国局势。这从一方面看，固然是一种军阀内战的局面，而从另一方面看，北洋政府又不可能像后来的国民政府那样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切断中国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

第二，上海等大城市未遭直接战祸，因而中国民族产业资本的主要部分没有受到军阀战争的直接破坏。上海租界是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当然是我们要予以批判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成了中国的企业家免受军阀政治过度干扰的地方，所以成为各种要素的集中之地。

第三，社会资金的投资方向日益从传统的土地等转向新式工商业。社会资金通过两个渠道向产业资本投资：一是商业收入的转化，如刘鸿生、虞洽卿等以买办收入大量投资于工业和轮运业；二是军阀官僚以他们所积累的财富投资于棉纺织业和金融业等。除了社会资金的转化外，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对于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大生纱厂开工于1899年，资本69.9万元，到1913年止的15年间，累计获纯利489.2万元，这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荣氏企业（纺织、面粉）1911-1915年的自有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为39.7%，而1915-1922年为59.7%。

第四，国内市场持续扩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为迅速。铁路、公路的加快建设，邮电通讯事业的显著进步等是国内市场扩大的条件。由于市场扩大，传统的自然经济加速了瓦解，商品纱、商品布、商品面粉以及其他各种商品的需求增加了。

第五，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力的提升。一般来说，这一阶段企业家对新技术和新设备是特别重视的，越是先进的机器设备，进口越是踊跃，投资行为内在地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荣氏企业在1919年派员到欧美各国考察，学习外国纺织、面粉业的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的先进经验。他们用一批从国外订购的新式细纱机和发电机装备申新三厂，使该厂成为当时华商棉纺织业中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先进厂。荣氏旗下的福新面粉厂对于进口的设备还根据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良。棉纺织业的国产原料品质欠佳，1917年，聂云台、穆藕初等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设有试验所，开我国输种美棉及改良研究之先河。以后华商纱厂联合会在改良棉种和推广植棉方面作出实际的努力。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华商纱厂纷纷放弃先前的工头制和包工制，采取了许多合理化的措施。在1912年以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上海纱厂平均每万纱锭需用工人约650名，每百台织机需用工人约280名，内地纱厂则更超过这个数字。而1912年日本在其本国的纱厂每万纱锭平均需用工人仅448人。经过管理制度的改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上海纱厂平均每万纱锭需用工人减至600名，每百台织机需用工人减至236名。这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以后一直延续。

实际上，外部的有利条件只持续了没有几年的时间就消失了，而正因为内在的发展因素持续存在，所以能在1922年以后克服各种困难和抵御重新回升的外部压力，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持续发展。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主要讲了棉纺织业和面粉业的情况，其他轻纺工业的情况是相似的。中国的新式工商业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发展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特别集中于上海。当时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而少数大城市和广大农村所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成为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的鲜明特征。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专栏编辑吴英燕，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