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述》的故事

杨逢彬

旅京近半载，9月返沪后读到台湾胡楚生教授5月14日来函，随函寄来一篇题为“杨树达《春秋大义述》析评”的论文，原文刊载于林庆彰教授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第九辑（2000年）中。来函说：“一九八六年，楚生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影得遇公《春秋大义述》一书，系民国三十二年商务版。当时在台，似蒐寻不获。”又云昔年在台湾师范大学，曾从鲁实先先生学习甲骨文。在给胡教授写回信时，想到围绕着《春秋大义述》一书初版、再版的点点滴滴，情不自禁而撰为此文。

这部著作初撰于1939年，正如先祖父的挚友曾运乾（星笠）教授序言中所说，乃是“鉴于国变日亟，慨然中辍其考订精严之素业，而从事于师绝道丧之微言，条举《公羊春秋》纲义，类系经、传于其下，以浅持博，以一持万”，《春秋》一经，其微言大义，经董仲舒阐发，其最著者即“大一统”、“尊王攘夷”与“复仇”。作者在《凡例》中说：“倭奴狂狡，陵我中华，五十年于此矣。著者年方十岁，即有中倭甲午之战，于时亲睹父兄愤慨之诚，即切同仇之志。年既弱冠，出游倭京，益知倭奴之狂狡。晚遭大难，自恨书生不能执戈卫国，乃编述圣文，昭示后进。故本编以 复仇 攘夷 二篇为首，恶倭寇，明素志也。”所以，这书是一部梳理《春秋》“复仇”“攘夷”等大义，用以鼓舞抗战士气的著作。胡楚生教授论文谓《春秋大义述》一书，论其存心，论其作用，皆足以与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冯友兰《贞元六书》、钱穆《国史大纲》并辔齐驱，同样具有时代之精神与不朽之意义。书成，1940年有湖南大学石印本，但直到194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七伯杨德豫先生曾说，当时正值抗战艰苦阶段，出书极为不易。为出版此书，祖父专门写信给蒋介石，蒋将书稿转给国民党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嘱其出版。祖父以为不妥，转而寻求商务出版，并请时任教育部长，也是正中书局的创立者陈立夫撰写序言。这一来二去，就拖到了1943年。

据《积微翁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的湖大李眉寿（祖荫）先生的侄儿，湖南师大退休俄语教授李蟠面告，1951年初，杨树达先生因杨荣国在《新建设》杂志发表文章，引用金甲文有错误，便写批评稿寄该刊编辑部，编辑部又转寄湖大校长李达。李达要求杨荣国“自行检讨，向读者道歉”，同时向杨树达先生致谢（可参看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之《似已忘却的回忆录》）。

这事后来让湖大党的五人小组知道了，进而汇报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处。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唐副部长随即找谭丕谟等人研究，要打压一下这股“嚣张气焰”。于是找到了《春秋大义述》。恰好《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以神武之姿，因国人之怒，起率南北健儿，以与夷虏周旋。”《凡例》中又有“三年以来，我方将士前赴后继，视死如归，驯致愈战愈强……此固由国人涵濡圣教，故人有忠义之心；亦由元帅贤明，故尔士心激励也”（第八条），“国父著书，力倡固有道德；总裁昭示国人，谆谆以养成道德为言”（第十条）。这不是明目张胆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吗？于是，《春秋大义述》内部定性为“反动书籍”，直到二十世纪结束，在中国大陆，没有再版。同时，托人捎话告知后果，请祖父加以收敛。但祖父并未稍加收敛，竟然将官司打到最高当局那里，最后还是由唐麟出面转告祖父，说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云云。既然如此，围绕着学术功力而展开的争论已失去前提。于是，祖父又给最高当局写信，“自悔孟浪”。后收到1952年5月17日的回信说：“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又见李蟠先生《麓山学人轶事》，但这事的大致情形我在“文革”“批林批孔”时就听姑妈伯父等经常谈起。）

我和杨荣国先生的儿子杨念兹是熟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老师张实先生出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想让杨念兹和我都去他那儿任教。杨念兹大我十几岁，高大魁梧。他视我为平辈，和蔼可亲。我们约好某日到张先生家商量，我先到中山西路念兹家，然后一道骑自行车十几里到金盆岭张先生家，盘桓一日，喝酒聊天，至今难以忘怀。

转眼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末期，1957年在广州部队打成“右派分子”因而贬谪洞庭湖畔大通湖农场中学改造的七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一定要读读《春秋大义述》。本来，祖父去世后，藏书全部捐献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该馆辟出专室予以收藏。七伯以为索要区区一册小书并不困难，哪知竟然碰壁，转而请我祖母出面索取。目前由我保管的这部湖南大学石印本，封二赫然用钢笔写着“此书经教务处批准赠与杨遇夫夫人 一九六二.十二.十四.”（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圆形红图章）。七伯后来多次对我说，也许当年谭丕谟等人看到的是湖大石印本而非商务本，因而没看到陈立夫序言。否则商务本陈序中的一段话“自抗战军兴，举国一心以翊戴中枢，安夏攘夷，期成大业。媚外者则民族有贼子之诛，专命者则国家有乱臣之讨”，可能带来大麻烦。陈序作于1941年3月，上距皖南事变不过五个月。“专命者则国家有乱臣之讨”非指此而何？

在海峡对岸，当年年仅二十七岁就被祖父推荐到复旦大学任教授的鲁实先，此时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他通过香港等地，广收祖父的著作，于1969年起，在大通书局出版了五巨册的《积微居丛书》，并撰写文情并茂的《弁言》一篇，刊于每册之首。该丛书却未收《春秋大义述》。鲁先生私下对友好与学生说，“《春秋大义述》并不是遇老的光荣，我不收这书，恰恰是因为爱戴遇老的缘故。”鲁先生上课经常大骂国民党，他说这些话，大约也是因为书中有陈立夫序以及“神武之姿”、“总裁”、“元帅”之类吧。我以为，抗战期间，书生想要报国，完全与各派政治力量绝缘，总是不太现实。即以饱受诟病的顾颉刚给九鼎铭文定稿一事而论，他固然不知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实是在陕北，而颂扬他心目中正率领全民族进行艰苦卓绝民族解放斗争并得以废除百年不平等条约的领导者，恐怕也难以说不是发自肺腑而是出自谄媚吧？但台湾也未能重版该书的结果，即是胡楚生先生所说的“在台蒐寻不获”而须辗转赴美。我后来将鲁的看法告知七伯，七伯不以为然，说1946年春鲁到岳麓山家中拜访祖父，祖父曾让七伯与其相见，七伯对鲁的印象是“目空一切”。

时光流逝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时以杨伯峻、周秉钧先生为首的杨树达文集编委会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将祖父的二十六部著作分作二十册，并加以整理，准备逐年出版。其中就有《春秋大义述》，是由廖海廷先生（鲁实先宁乡故交）整理的。这部文集开始一年出数种，后来随着出版社的逐渐自负盈亏，而变为一年出一两种，进而数年一种，直至完全停顿。其时尚有五六种未出，多为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以前出过或当时正出版的，如《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金文说》等，只有一种是解放后从未出过的，即《春秋大义述》。该书的迟迟不能再版，竟然成了七伯晚年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他老将一篇祖父写的关于《春秋大义述》的并不完整的未刊稿交给我保管，嘱我有空研究研究。有鉴于此，我写了一篇《杨树达先生的〈春秋大义述〉及相关未刊稿》，发表于2002年3期的《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秋，人大国学院成立，我应邀赴会，住我隔壁的，恰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杨万里先生（目前他与我在同一大学同一院系）。他是湖南人，我与之谈起《春秋大义述》，希望早日出版。他回社汇报，社领导当即拍板，一次性推出包含二十六部著作分作二十册的新版《杨树达文集》。于是，《春秋大义述》终于在2007年4月重版了。

七伯得知《春秋大义述》将重版，十分高兴，他郑重嘱咐我在廖海廷先生整理稿的基础上，以湖大石印本与重庆商务本互勘。我后来写了篇《整理简介》，附于书末。

廖海廷先生是患肝癌于1986年去世的。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整理《春秋大义述》时，根据编委会意见，删去了陈立夫序和《凡例》中许多涉及“国父”、“总裁”的文字。光阴荏苒，陈立夫寿登期颐，且赞成两岸和平统一，自然，新版《春秋大义述》保留了陈序，甚至连那句“专命者则国家有乱臣之讨”也未予删去。但是，新版并非毫无遗憾。如学术界所知，杨树达先生的许多著作都重“述”而少“作”，即缺少大段的理论阐述，而重在呈现事实，如《论语疏证》《中国修辞学》等。《春秋大义述》既然名之为“述”，就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正文乃是将“春秋大义”分门别类为二十九项，每项下又分若干子项，而将先秦两汉典籍中的相关文献列于每一子项之下。惟其如此，《凡例》中结合现实政治展开论述的文字就显得弥足珍贵，起到了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作用。甚至，对现实政治展开讨论，在遇老的所有已出版的文字中都极为罕见，除了《积微翁回忆录》。因此，《凡例》部分的较大规模删改，是相当可惜的。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而责怪编委会、廖先生以及出版社。其实，廖先生在删改时，是小心翼翼，生怕露出痕迹的。如改上引《自序》中那段话为“秉政者因国人之怒，起率南北健儿以与夷虏周旋”（重版时删去“者”字），又上引《凡例》中，第一段话改为“此固由国人涵濡圣教，人有忠义之心，故尔士心激励也”，第二段话（接“道德是已”）则径行删去。

今年元月下旬，以翻译英美诗歌精湛绝伦而名世的七伯魂归道山。此刻，他从中年到老年与我谈《春秋大义述》的那语速极快的长沙腔和京片子又仿佛回响在耳际。现在将此书两次出版的诸多往事公之于世，也算是对他老的一种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