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中的“外面人”
一个叫洪承宝的安徽人令武海彬印象深刻：他们１８个人住在一间教室，把所有的课桌统一抽屉朝里的摆放在一起，既避免了学生的书本掉出来，又让老人、孩子们睡在中间，防止发生意外，卫生也搞得很整齐。Ｈ 并非每个人都是洪承宝。
被困的学生小赵（未成年，化名）看到，一二楼的教室被先来避难的人撬开门窗“占据”，后来的便往三楼跑，五六个人占一间教室。“都想住的宽松一点，被撬的教室越来越多。”
他和同学对这些人说，明天发东西在一二楼，如果你们还住在上面，就领不到。
人群怏怏下去。他们重新封上门窗，以为大功告成，过会儿一看，门窗又被撬开。
小赵告诉我们，他亲眼看到外面人走出教室，直接在走廊上撒尿，流进校园的积水中，抢东西、邋遢、大便后不冲厕所……“他们就是乱来的。”
１３间居住着灾民的教室，分布在一楼到四楼。楼层低的好办，楼层高的，来来往往提水冲厕所非常费劲，在第一天武海彬是叫了几个学生去的，到后来谁也不愿意干这又臭又累的活。
武海彬想到个办法。他把报告厅的长桌布找来，请两个女老师剪开编成绳子，又找来水桶，让一个人在下面取地面的积水，另外一人在楼上拉上去，再去冲厕所。
就像搞游戏一样轻松，大人们也愿意干，冲厕所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尽管还是有人不冲厕所，但一些灾民从需要被人“管”，逐步实现了“自我管理”。
武海彬说：“我想起日本大地震后，整个社会秩序依然井井有条。相比之下，网上总有些人说中国人素质差，本地人老说外地人素质差，事实上人还是能变好的。”
他说，这是几天来最高兴的事。
不能被遗忘的“角落”
水灾逐渐过去，人们陆续返家。原本，我们想通过武海彬通知，访问到所有在校的３０名师生、教职工，但武海彬回答我们说，一些人回家了，另一些人说，没干什么事，不接受采访。
我们尽最大努力访问到的，最终是校长陈正良和刘福娟、潘媛、袁大君、武海彬这５位老师，以及两位保安、门卫夫妻、食堂老板娘和２个高一学生等１０多个人。
这几天他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老家在吉林的刘福娟老师说，这几天没干啥大事。
记者：看到灾民缺吃少穿，你宿舍里有吃的吗？分给他们了没有？
刘福娟（羞赧地用手遮住脸）：有点面包，没有分。
记者：为什么呢？
刘福娟：不熟悉。我问了问学生吃不吃东西，他们也没要。
记者：你自己吃了这些面包吗？
刘福娟：没有，后来它们长毛了……
食堂老板娘谢丛恩说，这几天食堂也被淹了，有一套烧煤气的小锅灶，就用它来给老师学生们做饭。主食是大米，菜有鸡腿、茭白、大白菜、茄子等，汤是年糕汤。
记者：你这里还有这么多食物，有没有分给灾民？
谢丛恩：没有。这是老师和学生们吃的，我要负责给他们管饱。
记者：担心被别人看到吗？
谢丛恩：开始有点担心他们来抢，其实也没人来。
记者：不是有很多小孩吗？你有没有给他们送一点？
谢丛恩：有一回，我看到一个大人领着两个小孩下到院子里来了，就偷偷叫他们进厨房吃了一顿热饭。
记者：为啥要“偷偷的”？
谢丛恩：怕知道的人太多，没那么多吃的。
记者：那你不怕他们回去告诉别人，或者他们再来吃？
谢丛恩：倒没想那么多。不过他们后来再也没来过……
我们又去问学校保安邵永明：你那几天怎么过来的，饿过吗？吃救灾的食品了吗？
邵永明：饿啊，但是我有点挑食，吃不下。
“但是这几天没洗澡，全身都臭了、臭死人了！”内心里，这个保安也没有把陪他在风雨里聊天的外地人当朋友。不过他记得，几百人陆续离开，有一个人回头跟他说了句“谢谢”。
４９岁的陈正良已经是干过３个职业学校的“老校长”。在３天３夜里，他常在电话里给武海彬出主意，提醒他把灾情扩散到互联网，引起网民关注，增加救援力量，让灾民搞好卫生，避免发生疫情。９号那天，他骑了４个半小时的自行车，涉水赶到校园。
记者：路上水还是很大，你不怕吗？
陈正良：稍微有点担心。
最后，我们又问回武海彬：你家有没有被淹，家人怎么样？
武海彬：我父母单独住，两个妹妹也在余姚成家了，自己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但我根本没时间给他们打电话！有一次，妹夫打电话给我，说找不到爸妈了，全家哭成一团。
记者：没赶回去？
武海彬：走不开，也走不了。家人分隔四地，又联系不上年迈的父母，我的心碎成了四瓣……
他眼眶发红、埋头抹眼。就在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新到一车物资。借着接电话，武海彬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恢复了工作状态，在和我们简单寒暄几句后，离开了房间。
这时候，天色已全黑，我们用一只充电宝的ＬＥＤ灯照着做笔记。校长陈正良点燃了一只蜡烛，映出他花白的头发。
校园里的教师不常常被比喻为蜡烛么？
而现实是，没有一支蜡烛是自愿燃烧的。只有等到有人点着，它才默默燃烧下去，发出豆大的光和热，直到最后。
(原标题：“请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余姚五职校临时安置点的3天3夜)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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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