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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刚
从最初临习碑帖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了。回想学书和治学经历，总结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幸运”。
从小学到中学阶段，恰逢“文革”时期，没有赶上读书的好时候，但我幸遇几位好老师，其间又喜欢上了画画、写字。“文革”后，我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拜识了业师蒋维崧先生，此后又有幸从师峻斋师读研究生。在跟随先生的二十多年里，听先生指点自己的印章、书法和论文，看先生如何创作，让我永难忘怀。能拜蒋老为师，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写字刻印，真不是什么名利的驱动，除了爱好，就是希望在回济南看望先生时，能交上一份让先生满意的作业。
我所供职的单位，以前叫古文献研究室，现在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学毕业后，我先师从周绍良先生研究整理唐代墓志并延及历代墓志，周先生学问涉及敦煌学、唐史、金石学等许多门类，宽厚博学，善待后学。他得知我喜欢治印后，即以收藏的《黄牧甫先生印存》上下两函相赠，对我刻的印章也是褒奖有加。那时的古文献研究室，不仅有唐长孺先生、张政烺先生、王世襄先生、李学勤先生等诸多享誉海内外的学者，我的许多同事，也多是名校、名门的精英，后来大都成为了所从事专业的一流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何尝不为幸运？
从事整理历代墓志的数年间，与古代的碑帖拓本朝夕相处，对碑帖、金石学和书法的领悟，是之前难以体味到的。从蒋先生读研究生，细读《说文》、遍摹甲骨、两周金文，打下了文字学的基础。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参与了几批简牍文书的整理研究，得以见到国内出土的各种简牍资料，这种笑傲前贤的眼福，先睹为快的喜悦，可谓得天时地利之助。
在一个研究单位工作三十多年，写字刻章，虽属个人爱好，但外出讲学、创作以及社会活动，也占用了一些工作时间。这难免有不务正业之嫌。所幸的是，我的几任领导，都未因此而予以批评指责，而是将其作为单位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幸运的是，无论在学术界、出版界，还是书法篆刻界和许多行业中，我都有不少志同道合、气味相投的好朋友。他们时时给我真诚的指教、直率的针砭、热切的鼓励、无私的帮助。无疑，这些都是幸运的。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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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