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美要想建立 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的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唯有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而这首先要求双方必须直面一个让人不快的现实：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人们开始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离开泰国，到访越南，之前他刚刚出席了在文莱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为国内问题没有出席这次峰会，有关中美在亚太的竞争与互动再度成为焦点。

近来，当人们讨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常常会提起“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为什么用“修昔底德陷阱”来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是有问题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到底应当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距今2500多年前，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战争。作为雅典精英阶层的一员和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修昔底德写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修昔底德以来，崛起国家和老牌强国之间发生冲突的逻辑在很多重要方面（如联盟与势力均衡）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

修昔底德到底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古代希腊，有很多城邦国家，其中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

正如同两千多年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公元前434年，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在埃国政治人士的请求下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直接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因此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雅典和斯巴达密切注视着这场冲突，它们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这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非常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于是乎，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那里诉苦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拼命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斯巴达人左右为难，但对雅典崛起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而骄傲的雅典人也拒绝了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直到交战10年之后（公元前421年），双方才达成了停战协议。然而这只是脆弱的和平，心有不甘的雅典采取了冒险政策，派兵攻打西西里岛，而这个岛上却有斯巴达的盟友。

更糟糕的是，在征服西西里岛失败之后，雅典内部发生政变，寡头政治支持者推翻了民主派政权。而斯巴达人从一直希望击溃雅典的波斯人那里得到援助，在公元前404年战胜雅典。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这一崛起力量被彻底击垮了。但斯巴达因为常年征战不断、国力消耗巨大，不久后便被另一个新兴的力量底比斯打败，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终也不出人意料地走向衰亡。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除了20世纪初期的英德冲突以及后来的美日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也被分别比作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是民主和海权国家，后者则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而美苏陷入一种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性、历史性大冲突之中。

曾以研究冷战时期美苏危机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里汉姆·埃里森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的确，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要素，崛起和恐惧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图景的一部分。

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常常也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实际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最终爆发战争有着复杂的因素，正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霍姆斯所言，“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与其说是雅典崛起这一现实，不如说是雅典崛起的特征”。傲慢是希腊历史和文学的中心主题，雅典人建立了横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航海帝国，加之它们对于打败波斯人总是夸夸其谈，这让雅典的崛起看上去来势汹汹，从而极大加剧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因此，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

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于英国也是一种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英伦三岛相望，且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努力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崛起中途夭折，并在一战后沦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报复和欺侮的对象。

当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疯狂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并最终遭受原子弹“灭顶之灾”，则是另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此外，人们也常常倾向于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也是有严重缺陷的。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

而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根本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

由此，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的话，仔细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如何化敌为友、相互妥协、斗而不破、避免摊牌）也许更有针对性。中美要想建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这首先要求双方必须直面一个让人不快的现实：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人们开始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