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质疑的是日本政府

早报记者 蔡晓玮

奥运，在体育盛会拉开帷幕之前，首先是一场耗资巨大，甚至倾举国之力的建筑盛会。对于承办国的建筑师来说，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因为这是国家借助建筑重新定义自身形象的时刻，有份参与便意味着参与历史、定义文化。而对于日本现当代建筑和日本建筑师来说，奥运的意义更有其特殊之处。

1964年，日本举办首届东京奥运会，被视作战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重新起飞的标志性事件。当时日本仅计划投资就高达1兆日元（约30亿美元），日本政府更调集10万山区农民进入东京，参与建设。而尤为大胆且为后世称道的是，日本政府将大量奥运建筑委托给本国建筑师进行设计和建造，一举将战后积蓄的日本设计力量推向国际。

其中，当年才50岁的丹下健三和55岁的结构工程师坪井善腾一起设计建造了1964年日本奥运会主场馆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这座体育馆位于东京市中心，表参道靠近明治神宫的端口处，由一大一小两座场馆组合而成，两座场馆都运用了突破性的悬索结构，同时，主场馆游泳馆的屋顶似两个新月，又像是一枚贝壳，整个屋顶形态亦可追溯至日本古代神社——在结构技术上创新，而形态上又具有日本特色，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现代建筑的经典之作。此后，凭借代代木在内的一系列建筑，丹下健三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日本建筑师就此登上国际舞台。而丹下健三也在1987年成为日本首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的日本建筑师。

槙文彦比丹下健三小15岁，曾经师从丹下健三。另一位获得过普利兹克奖的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则比槙文彦又小了3岁，曾经跟随丹下健三十年。在接受采访时槙文彦曾经这样感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时，体育馆的设计找到了丹下健三，也就是说给了建筑师从社会角度去考虑和提出自己见解的机会。”

半个世纪过去，奥运会再次选择日本东京，日本建筑已经今非昔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老中青三代都人才济济。但是，由于50年来的发展，日本都市的建筑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趋于饱和。近年来，日本建筑师对于本国大体量标志性建筑的实践机会一直不多，代表作品往往以小而美者居多。比如此次也参与联名抗议的1970年代领军人物藤本壮介，其最大体量的项目反而是在中国获得的，这并非孤例。

事实上，和欧洲的建筑思想不同，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因素，日本现当代建筑一直有着自己的文脉和特色，强调与自然相融，强调空间的诗意和灵光，也对都市人的行为学有着更多的研究。

这一次的联名反对，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建筑风格向另一种建筑风格的叫板，这或许是一方面，就如槙文彦提到的“和周围环境相融合”。但另一方面，或许比反对的结果和风格的对抗更重要的是，日本建筑师在抓紧奥运这个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思考，在向政府展示自己的力量，哪怕他们不是中标者和设计者。要知道，这样的国家项目，选址和体量不可能是由某个建筑师来决定的，大多是在政府发布的竞标书中明确标明的，扎哈·哈迪德也只是根据规定进行设计方案而已，而据透露，当时的评选委员会中也不乏日本建筑界大佬，主席是另一个普利兹克奖得主安藤忠雄。而参与抗议的建筑师中，也有人明确表示并不反对哈迪德的设计，并认为这是一个严谨的设计，只是反对建筑的体量和选址。这简直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政府，哈迪德只不过是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