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别愁着超过莎士比亚

作者在发挥“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理论”而赢得“最大的成就”之前，如果能先把那些连“述”都算不上的曾经参考过的著作的作者、书名之类小节弄弄明白，抄抄正确，就更好了。

冯 闳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

辜正坤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一版

299页，24.00元

出版物的错字是不易彻底解决的问题，作者马虎，编辑大意，手民粗心，都有可能变成遗憾。但在推荐或参考书目中错字太多，不说贻误来学，至少也会给读者带来或大或小的麻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胡壮麟教授七十庆寿文集《语言学：中国与世界同步》刊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赵世开研究员的《一份书单》，开列了作者认为“一个语言学的研究生至少应当读或参看的”著作三十七种，且从内容到读法都作了具体的提示。美中不足的是书单将音韵学误为间韵学，将修订误为修体，将中文系误为中文学，将《语言学史概要》误为《语言学史纲要》，甚至将罗常培误为罗堂培，将朱德熙误为朱德然。一个专业高校的出版社印制出这样比盗版都离谱的劣质专业书籍，实在有毁声誉。

而更满目疮痍的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辜正坤教授《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后附的参考书目，其中中文者仅三页，而将唐作藩误为唐作蒲，两次将岑麒祥误为岑麟祥，两次将徐通锵误为徐通铿，将《韵镜校证》误为《韵镜校记》，将《汉语等韵学》误为《汉语筹韵学》，将《中原音韵音位系统》误为《中原音韵位系统》，将《文字形义学》误为《文字形意纲要》，将《普通语言学人物志》误为《普通语言学人物话》，将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的出版者山西人民出版社误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时而误为“中国社全出版社”，时而误为“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将唐兰《中国文字学》的出版单位与出版时间径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49”，事实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据1949年开明书店版影印了唐著，而上世纪四十年代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上海古籍出版社。至于多处将两人合著的著作不加等字地著录为一人独著、将数人合编的著作不加说明地著录为主编独著之类的问题就不在这里缕述了。除了参考书目，正文提及《马氏文通》将作者马建忠误为马建中，提及《训诂学导论》将作者许威汉误为许威仪；将《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误为《张世禄语言论文集》；将《剑桥语言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中译本不误）误为《剑桥语言学百科全书》。

本书内容简介称“《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是北京大学英语系辜正坤教授创立的崭新的语言文化学理论”，“是一本极具创新性的语言文化学理论著作”。的确，本书气势恢宏，新论迭出，以作者“这若干年来为北大和清华同学开设过的中西文化比较课程中多次讲述过”的《人类文化演进九大律》始，以作者答北大学生问《如何看书做学问》终。作者的中西比较每每独具只眼。例如作者判断，“当代中国的学者看的书，是中文外文都懂，他们的语言功底比大多数的西方学者都强，至少比美国学者要强一点”。而“这种巨大的差异，意味着相当多的欧美学者的文化素质在平均水平上有可能低于中国学者”，“因此我和西方学者交流的时候，我从来就不觉得在知识上我比他们知道得少。美国人、英国人，随便你有多好的学问，只要年龄跟我相当，我绝对不比你看的书的总量少，我知道的理论绝对不比你少”。在《中西语文差别和中西科学的关系》一节中，作者举例说：

老子《道德经》何等深广，却只要五千字吧，还没有西方学者的某本书的前言或后记长呢。但这五千字包含的基本的内容，绝不比一些西方学者的整本整本的书包容的内容少。以黑格尔为例，有人说他的哲学体系是偷了老子的东西，他那个绝对精神就相当于老子的道。老子说道的运动是“反者道之动”（道的运动是循环反复的），黑格尔则用一个“否定之否定律”来命名，大同小异。老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两极相生相克的思想，黑格尔谓之“对立统一律”。老子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思想，黑格尔谓之“质量转变律”。而这三大辩证规律正是马克思特别欣赏的黑格尔体系的合理的“内核”，但我们一比较老子的思想，便会发现黑格尔只是使用了更多的术语，把问题复杂化罢了，其最根本的东西并未脱老子思想的藩篱。尽管黑格尔声称老子没有什么哲学思想，但这有点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黑格尔的特点是写得晦涩，写得多，当然也更系统、具体。老子五千字，黑格尔则敷衍成几十万字、上百万字。

由于中西语文的差别，不仅使黑格尔在老子面前显得幼稚甚至弱智，也使曾拿莎士比亚做过博士论文的作者在翻译莎氏十四行诗集时自信满满：“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在使用优美的辞藻方面，我根本不愁能不能达到莎士比亚诗歌那种类似的语言效果。换句话说，我愁的是一不小心就要超过莎士比亚”——为了不让读者等闲视之，作者还特意把“一不小心就要超过莎士比亚”标为黑体，以醒读者之目，以发读者之聩。这样的比较很能体现作者独特的思想和理论，而独特的思想和理论乃是作者最为看重的：

我认为做学问最好的路子是要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最大的成就，是一流的文章和著作。第二类学问是可以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一套思想体系，但可以把一种千古定论推翻，这也是不得了的。还有一种学问属于考据的，人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通过各种考据活动、钻研文献等等最终把它说清楚了，这也是很花工夫的，也是一种很大的成就。还有第三流的文章，就是刚才所说的“述”。“述”就是把别人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康德的著作，因为很难懂，你通过消化用你自己的话讲述出来，深入浅出，让别人容易明白。这种人也有功劳。不过归根结底，他是解释和简单陈述，不是自己的著作，因而只能归入第三流。其余的一些种类就是不入流的。现在第二流第三流的文章占绝大多数，一流的几乎没有。

作者在《后记》中称自己缺乏如其导师李赋宁教授“那种在浩如烟海的语言资料中一如既往地做梳理、考证的坚毅精神”，而要“走另外一条路，我不是只专注于语言学或用文化来阐释语言学，而是相反，主要用语言学原理来阐释文化原理，这就是互构语言文化学”。而“互构语言文化学是建基于互构语言学原理的文化生成学，它是我建立的总体文化发生学中的九大部分中的一支。……彻底明白这一学科，将会非常有利于透彻地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奥秘”。话虽然没说白，但不甘二三流，而自居或起码是自冀于一流的鸿鹄之志已跃然于纸。只是作者在发挥“自己独特的思想和理论”而赢得“最大的成就”之前，如果能先把那些连“述”都算不上的曾经参考过的著作的作者、书名之类小节弄弄明白，抄抄正确，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