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人口老龄化带来高涨的养老需求，一边是“一床难求”的公办养老院和运转艰难的民办“托老”机构。老年节前夕，记者采访发现，《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实施后，有效刺激了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但民办养老院的实际运转仍面临诸多困难。
养老院准入门槛降低 民间办院积极性提高
2006年，杨美学不顾妻子和儿子的反对，把一家人在贵阳打工卖豆腐积蓄的8万多元投入“贵州农民工慈善助养院”。七年来，杨美学先后接纳了120多位老人，并亲手为其中60余位老人养老送终，他的助养院收费没有标准，能给多少给多少，有近半的老人是他无偿赡养的。
开办养老院需要社会相关机构的批准证书、消防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等证件，杨美学的助养院却一直是“黑户”。直到今年7月20日，杨美学才拿到了梦寐已久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他的助养院也正式“转正”为“贵阳市云岩区杨美学敬老院”。
杨美学的办院经历并非个案。以往，由于进入门槛较高，审批流程较复杂，很多民办养老机构都是杨美学这样没有任何资质的“黑”养老院。另外，民政部门对于养老机构设立的许可范围只限于公办企业与民办非营利企业，营利性民营养老机构没有明确注册单位，不纳入民政监管体系，也少有政策上的优待。
今年7月1日，《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不仅将养老机构最低床位数规定为10张以上，降低了床位数这一进入门槛，建设单位也不仅限于组织，个人、包括外国人都能在中国办养老机构。
记者采访了解到，新法规实施后，民营营利性养老机构摆脱了没有“娘家”的尴尬境地，有效刺激了民间投资者的办院积极性。同时，对于有望批量转正的“黑”养老院而言，通过审批不仅意味着获得资金补贴，还意味着相关部门的监管将更加规范和严格。
用地紧、设施陋、融资难 民办“托老所”经营步履维艰
尽管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政策一大堆，落实难到位”是不少民办养老机构在创立、运行中面临的窘境。
长期以来，由于各级政府在供地计划中，并未确定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占总用地计划的比例，也未单独确定养老服务设施供地面积和位置，造成养老服务机构申请用地困难。中央和地方都有明文规定的水、电、煤、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也难见落实。
按照现行政策，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必须坚持福利性、非营利性质才能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贵州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许家豪说：“这在确保私人财产进入公共领域后发挥公共服务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民办养老机构无法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的难题，养老服务初期投资大、回收期长，对民办养老机构影响明显。”
由于资金、人员等因素制约，民办养老机构硬件设施、专业服务等跟不上，难以提供照料护理、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多方面服务，老人不愿选择，床位利用率低。据贵州省民政厅统计，到2012年底，贵州民办养老机构有床位4080张，收养人员为1336人，床位利用率仅为33%。
我国一直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机构市场，但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同时疏于管理，很多民办养老院存在虐待老人、乱收费等问题，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积金积银不如积德”是杨美学常说的一句话。在7年多开办养老院的生涯中，老人们都把杨美学一家当成自己的亲人。杨美学告诉记者，敬老院里许多老人都由他无偿赡养，有些子女把老人一送到这里就“失踪”，几年了再没出现过，老人生病甚至操办后事的费用都由他来负担。七年下来，他共接受社会捐赠资金8万余元，但也负债27万元。
记者采访的贵阳市多家民办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入住率低、资金周转困难、入不敷出导致养老院经营“步履维艰”。
家庭、政府、社会不可“三缺一”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2012年底，全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建成的各类老年服务机构为4.4万个，拥有床位416.5万张。近2亿老龄人口“抢”400万张床位，“明天我们去哪里养老”疑问困扰着未富先老的中国。
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20年，社会养老服务床位数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张至40张，同时，将形成一批养老服务产业集群。贵州省社科院专家认为，社会养老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民间力量在政策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都愿意进来，肯定说明办养老机构是有利可图的，虽然现在不能赢利，但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
但专家也指出，一些政府部门高高在上，人为设置各种障碍，导致有限的政策措施变为一纸空文，极大挫伤了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的主动性积极性，要解决中国式“养老窘境”，养老优惠政策“看得见摸不着”的“灯下黑”局面亟待扭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光靠政府不行，还要依靠民间资本，政府部门应充分扮演好倡导者、支持者、协调者的角色，制定好规划、落实好政策、服务好对象，让各种力量在公平环境下同场竞技，不能让爱心人士无限度投入，起码要保本、微利。”许佳豪说。(记者 李惊亚)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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