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潜规则让企业家如何突围？

9月24日，在消磨了公众的极大耐心后，舆论关注的两位大姐大同时异地受审，化解了济南喧嚣一时的戏谑色彩。娱乐化意味十足的所谓高铁一姐丁书苗和房姐龚爱爱，能够在短短十几年间就神秘地敛聚了数以亿计的巨额财富，闷声发大财的光辉业绩彪炳史册，不再让人咂舌惊叹，喟叹她们的终南捷径，而法庭披露的大而化之的内情，远不足以还原她们的奋斗轨迹，不要说满足社会各界的好奇心，就连让人想见一点世面的兴致都没有。

拔出萝卜带出泥，会牵扯出哪些惊爆眼球的秘闻，想必都已经周密地盘算过了，现场的庭审让人感慨万千，或许法庭的确不是敷衍传奇的舞台，既可能担心曝出背后一大片深水人物，也可能因为无法取证而无奈回避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把原本节奏紧凑、悬念迭出、案中有案的影视剧素材裁剪成了攻防简单、了无结局的庭审。

据披露的消息，房姐龚爱爱注册过公司，方便攒钱洗钱，个人智慧恐怕在于她资金调度方面的高明腾挪术，只被控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显然是隔山打牛，回避了这位呼风唤雨的人物何以能在陕西神木县蕴藏着石油煤炭的神奇土地上聚敛出巨额的神秘财富。只提证件的话，那么房姐的头衔究竟是怎么来的，难道还会像沙漠里的水那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仅北京40余套售价昂贵的房子至少也得调动数千万以上的资金，即便是按揭贷款的手续，都会把代办员累得指头抽筋。区区一家地方性股份制银行，总股本也不过如此，即便是副行长的股份多、能耐大、交际广、人脉深，而且深谙信贷个中玄机，不至于现场足额付清现金吧？不过，既然只说伪造证件，龚爱爱坚称自己办的户口来自正规渠道，没有买卖行为，也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一记回击，只会招来法律的严惩。

说起来还是丁书苗的经历最为草根，卖过鸡蛋，开过饭馆，后来盯准了租车运煤贩卖的生财之道。公路事故较多而火车相对安全，就转向了火车车皮生意。自己没有背景和资源，就直接找当地铁路系统的头头脑脑，屡屡被拽出办公室，甚至撵出门来。丁书苗自有办法，天天蹲守领导宿舍门口，不关门时她就进去，把领导的袜子床单内裤衬衣外套……能洗的全都洗干净，久而久之铁石心肠都会被感动，这样就要到了车皮。丁书苗丝毫不缺成功人物身上的特质，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为人爽快，出手也大方，不认识领导就找领导的保姆、司机或秘书，一路过关闯将，不断攀上铁路系统更高级别的领导。1998年，丁书苗经人引荐结识铁道部长刘志军，开始了倒卖车皮。据称她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于火车车皮的倒卖，几次下来获利4亿多元。后来又以高铁工程设备招投标有偿运作的中介费最为丰厚，共计20余亿元；旗下各个公司涉足高铁设备、影视广告、酒店地产等领域，刘志军事发时，仅法院认定刘志军滥用职权之举就使丁书苗获利30多亿。

丁书苗有了钱就四处活动，投桃报李，给刘志军引荐各种重要关系，“为了靠他的权力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对他更加言听计从。他安排我做的事情，我都尽力去办，花多少钱我也不吝啬。”为刘志军捞人、跑官不遗余力，丁书苗掏了4900多万元，碰上了骗子也义无反顾。如果不是一家大型铁路国企中标后把数千万中介费直愣愣地打到了丁书苗的公司而被审计发现，丁书苗的掮客生意仍然会热热闹闹地持续下去，就像她的名字那样，从丁书苗蜕变成了丁羽心，多了几分文化气息。

把企业做好做大，做到亿万级的水平，并不需要多高的学历以及多大的本事，只要有足够的胆量和百炼成钢的柔软身段，能攀附上点石成金的权力关系足矣。龚爱爱和丁书苗，这两位大姐大是当今时代绝大多数成功人士的人生缩影。虽然出身于乡村，但进阶之道各有差池。龚爱爱在城乡之间费尽心机变换身份，跻身于当地金融圈后，就颇为精通运作资金的拆借放贷之妙、权钱交换之道；而丁书苗发迹的起点远低于龚爱爱，是最具传统中国官商文化特征的样板。

1980年代初，批条子走后门的那一拨人悄无声息地发了大财，他们根本就不稀罕自己白手创业开公司，凭的就是铁杆的人际关系，做一两次掮客即可获利巨丰，说白了纯粹就是空手套白狼。后来这一行径被浓缩成了抽象的两个字——官倒。这与明清时代的晋商徽商之类所谓的红顶商人截然不同。晋商徽商一般都还拥有自己的小本买卖，做大了，发迹之后踊跃结交官府要员，企图以较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资源。很显然，红顶商人之所以能够在国内诸多商帮里脱颖而出一飞冲天，借助的正是官府的权力统摄社会之道，与虎谋皮的生意的确能够越做越大；然而如舌舔刀口，好景难长，最后的结局都不太好，轰然坍塌在历史过往的烟尘里。

据海外学者的模糊性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总资源有百分之八十掌握在官府之手，权力主导了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八十，是二八定律的完美呈现，是藏富于民的现实悖论。想一想这一点并不奇怪，税收岁赋总是大部分流向官府，官员们中饱私囊的不过是截留了其中一小部分，最终缴纳到国库的钱粮还得转化成生活消费品以供应宫廷官府挥霍，而且帝制结构的权力驾驭方式至今并未有任何质变，反而愈见庞大错综复杂，因为权力系统自我封闭而不容民众置喙。商人们的精明就表现在这里，攀附官宦要员历来就是他们的日常应酬，权力资源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转化成唾手可得的巨额利润，生意也只是牵线搭桥而已。这一点，仅需解读丁书苗个人的攀附史即足以获知其中的奥秘。

千百年以来，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刻意划定的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格局里，既然商人们被人为地规定了自己末流的社会地位，又是不可或缺的社会阶层，结交官府就成了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即使到了今天，个体私营公司的存活也多半苟活于权力之赐，与知识不相干，与技术无涉，与创新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追究创业者的道德瑕疵，我们往往很轻率地把他们的一切过错都推给社会，而社会的主导者，仍然是紧攥着权力的衙门作风和官僚做派。对于丁书苗，其实我们并没有苛责的权利。

几乎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掌控在权力之手，传统国情如此，今天的创业者更有切身的经历和体会。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36条，亦称为旧36条），消除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金融领域国防科技工业，但这一纸通令未能改变多少皮毛。5年后（2010年5月）颁布了操作细则（此谓新36条），市场人士又称之为一张白条。虽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除了20世纪末那几年网络崛起时的新经济大潮，由知识英雄亲擎大旗登堂入室，引进了海外风险投资，较少与政府官员、国企老总发生联系以外，其余各种创业方式，或多或少都与政府官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

根据西方移栽过来的人治法治理念，人们总是以为只要法律法规订得细密周详，就可以防御一切蝇营狗苟的私下之举了，制度学派的热衷者都是天真的理想主义。传统中国社会绵延至今，仍然是权力主导者一统天下，似乎根本就不吃制度这一套，关系通行一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三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依然是雨打地皮，湿的只是表面。丁书苗这位大姐大在法庭上孱弱无力的表现何尝不是今天成功人士的内在隐忧？或许富豪阶层移民成风的潮流即可窥知一斑。

丁书苗出事前，以慈善家形象为公众所知，是声名显赫的扶贫名人。被指行贿8900余万，其中4000余万元是向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纳贡的，花钱买一个慈善荣誉，为自己树立正面形象，由范增玉借职务之便安排她在慈善表彰会上发言、事迹宣传，被刻成雕塑，全国巡展。按照惯例，慈善荣誉就是保护伞，以圣洁之名的慈善光环足以亮瞎外界的一切质疑，遮蔽现实中的某些违法行径，这一顶凝聚了政治含金量的红帽子足以免于有关部门查处，至少也可以脱罪。殊不知，慈善明星往往是蓄意包装出来的。

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是一张难以撕去的身份标签，其谋取生存的手段并非曲径通幽，成功人士身上都潜藏着这样那样沟通体制内外的潜规则，他们慈善捐献的是真金白银，是沽名钓誉也罢，哗众取宠也好，参与慈善是不争的事实，缓解内疚也是一种可能，身败名裂并非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自己多添一层保护色是他们必然的考虑，为自己铺垫海外退路也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潜规则牵涉到传统中国权力生态链上的痼疾，想要破除远非一日之功。潜规则是经营者成功人士的独门秘笈，潜规则是投机主义者的上上之策。其实，破解权力的魔咒并非不可预期，只看有没有壮士断腕的毅力，以及打破权力封闭格局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