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广州１０月８日电（记者叶前）国庆期间，位于北京城区来广营乡的一名村干部将儿子的婚宴摆到了国家会议中心，并连摆３天流水席。这名村干部的豪阔和奢靡持续引发公众关注，也再次将都市里的“村官”这一怪异的群体暴露在公众面前。
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大都市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繁华的城区保留了一批奇怪的乡政府、村委会，也产生了一批奇怪的都市里的“村官”，他们中的少部分人亦官亦商、官商一体，而对于他们的监管空白常常衍生出小“官”巨贪、奢靡腐败等诸多怪象。
怪象一：小“官”巨贪、小“官”巨富
在过往的反腐败案例中，小小“村官”变身千万元、亿万元巨贪的，已时有发现，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城中村”的村干部。
今年２月，被举报坐拥２０亿元身家的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后被查实涉嫌受贿罪，其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
广州今年集中审判了一批“村官”贪腐案件：车陂三名村干部一面协助政府管理征地补偿费，一面又帮助承租人用假证套取巨额补偿，收受“提成”达１５３７万；新塘镇大敦村书记、副书记等７人利用“农民公寓”项目受贿逾百万元；黄埔长洲十一社董事长勾结会计套取征地款……
记者注意到，这些落马的“村干部”实际上早已不是村民身份，在城市化过程中，村多已改为社区，村民也都转化为“城里人”。不同的是，这些人还保有着对原先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及开发带来的红利。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转为社区的“城中村”“城郊村”就变成了“村官”敛财的热土。
与“村官”巨贪“相辅相成”的是近年来频繁曝光的是一大批巨富“村官”，他们动辄几十套房产、亿元身家。今年１月，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联丰社区党委书记黄新泽、居委会副主任霍成堂两人被曝名下拥有土地和物业８处，估算价值超过亿元。在新华社记者追踪下，当事人承认名下还有其他房产和土地，多得“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而被揭露在国庆期间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宴的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的村委会副主任马林祥，也被公众质疑其财产问题，当地纪委已介入相关问题的调查。这个“村官”到底是啥面目，人们期待最终结果。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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