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禁食的外部性

刘远举

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投资欲望，地铁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了，逃票、在地铁上饮食造成环境问题等等。在这个大背景下，上海拟立法禁止地铁车厢内进食的新闻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近日提交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中首次出现了禁止在车厢饮食的规定。根据修订草案，除了车厢内饮食外，吸烟、随地吐痰、便溺等行为一同被列为禁止行为，违者将“由轨交企业责令改正，处警告或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此前，车厢内饮食因为引发了较大争议，而未被写入修订草案。

应该说，地铁禁食是有一定道理的。地铁人流密集，在车厢里吃东西，一旦被挤撞或列车急停，食物尤其是液态食物很容易沾染到别的乘客身上，引起纠纷。一些乘客往往还吃气味较重的食物，也会使其他乘客感觉到不适。同时，禁止车厢内饮食也有助于保持车厢乃至整个车站的环境整洁。

地铁禁止饮食的规定，在东亚国家中稍微多一些。按照香港地铁的有关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地铁付费区内饮食，包括月台和车厢等，否则处以定额罚款港币2000元。台湾地区的《大众捷运法》也规定，乘客若在捷运“禁止饮食区”饮食，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的罚款。新加坡则一如既往地严厉对待其国民。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严禁地铁上吃喝，就连矿泉水、瓶装饮料、含在嘴里的糖、花生也不例外，甚至连老人、幼童及孕妇在地铁上也不能喝开水！根据快捷交通系统法令，初犯者可面对罚款30新元，一旦被控上法庭，重犯者可被罚最高500新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

欧美国家则相对宽松一些，即使规定了不能饮食，在执行中也相对宽松。纽约地铁禁止饮食，制订者也仅仅是提倡。华盛顿地铁相对纽约严格一些，禁止在列车、公共汽车或站内饮食、吸烟。

其实，吃东西喝水，是人的一个基本需求。最常见的就是上班一族早上匆匆赶到公司，只能在路上草草解决早餐。另外一些婴幼儿，也需要不时地喂食饮水。一些病人也需要少食多餐，如果较长时间乘坐地铁也需进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都存在庞大的外来人口，相对而言，外来人口的素质较本地人低，也缺乏城市公共场所的一些基本行为规范。所以，一定程度上，对于地铁的管理措施，变为了一个富有地域色彩的议题，也得到更多情绪化的支持。

那么，有更好的办法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搞明白的是地铁禁食的本质与动机是什么？

人们在地铁上饮水进食，会污染环境，引起他人不适。这是一种行为的负的外部性。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借用“公地悲剧”的概念。著名经济学家加雷特·哈丁将环境问题形象称为“公地悲剧”，并认为是“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个人获利”。罗纳德·科斯认为，通过明确界定产权和交易产权，即可解决“公地悲剧”。

某种程度上看，地铁公司的做法如赫克所言：“法的每一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所以，地铁公司的这个举动，就是通过罚款对外部性进行定价，把负外部性变为乘客必须承担的成本，进而杜绝乘客饮食，调节了饮食乘客与不饮食乘客之间的利益。

不过，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事实还有另外一面。首先，一个乘客吃东西产生外部性或不吃东西承担外部性，不过是在不同时间段的划分，并不绝对。而且，这种所谓的气味引起的不适，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伤害，而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不适。也就是说，对乘客而言，饮食的外部性只是一种相对的外部性。对于有饮食需求的人，并不把气味视为一种污染，饮食在气味方面造成的外部性就不再存在。所以，只要设立允许饮食的车厢，让有进食需要的乘客进入同一个车厢，既能消除这种外部性，又能保留乘客饮食的空间。反过来讲，由于现在完全禁止饮食，本来可以通过适当设计制度保留的乘客利益，被完全的无视了。

其次，收取罚款的合理性来源，从外部性角度考虑，是因为被罚款人的违规行为造成了他人的成本的上升，比如使其他乘客闻到气味，违规者需要作出相应的弥补。在地铁禁食的具体事例中，受影响群体比较分散的时候，这种补偿无法直接进行，就由地铁公司代收。然而，在地铁中进食，后果并不严重，一般不造成他人的实际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由地铁公司收取远高于可能造成损失额的罚款，其合理性很值得商榷。

第三，对地铁公司而言，乘客饮食必然会产生垃圾，造成污染，这种外部性就不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是一种成本。所以，地铁公司当然想制止。实际上，地铁公司享受了乘客在地铁上饮食的好处——即使现在已经提出了禁止饮食的法规，但地铁内部仍然有大量的出售食物与饮料的超市与自动售货机，显然，地铁公司也会参与利润分成。所以，地铁公司就相当于在获取利益的情况下，把这种获利行为的负外部性转移给了乘客与社会，甚至变为了一个盈利点。就像是一个酒吧卖酒，但却因顾客喝酒再罚顾客的款。

本来车厢环境是地铁公司的成本问题，是企业的成本中心，只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规划，设立专用车厢，在指定车厢内设置垃圾桶，同时加派人手，就能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但现在，地铁公司因为成本问题，并不愿意执行这些经营措施，就寻求通过行政法规禁止饮食，甚至通过罚款把成本中心变为地铁公司的收入中心。

这个过程，首先伤害了乘客的权利。而且，设立法规，不管是在制订过程，还是执行过程，这必然产生成本。法规是一个公共行为，其成本也由公共财政承担，也就是说，通过设立法规，地铁公司把这一部分负的外部性全部推给了社会。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