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于光远的交往

我心中的于老，人格独立、心性坦诚、学贯两科（龚育之语）、智慧超群，是一位永远不停思考、不止写作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

我同于老相识较晚，交往也不长，到现在只有十来年。听说他的名字，却要早得多，已经三十多年了。

对于1940年代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于光远”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我是1958年生人，1970年代后期才知道于光远。大学里有一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用两本教科书，一本是徐禾主编的；一本是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于、苏这本是资本主义部分上册。这门课开了一年，课程都结束了，又给我们补发了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下册。那个时候的书不兴印作者简介，所以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多的情况则不甚了了。年长的同学有些不屑：“于光远你都不知道？经济学家、哲学家！”他们是“老三届”，恐怕“文革”前就知道于光远的大名了。我是在“文革”中读的小学、中学，上哪儿去听说于光远！

不过，很快就不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于光远，还从报刊上读到他的文章。

初识于光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兴起思想解放运动，知识界、思想界空前活跃。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颇有些理想主义情怀，不像现在追歌星、影星、球星，关注的却是思想界的先锋人物。于光远是思想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观点和看法独到而尖锐，令人瞩目，也不时引发“风波”，又因为“风波”，更加引人关注。

1988年，我到长沙蓉园参加“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见到了于老。当然，他坐在主宾席，我坐在台下，只是远远望见。于老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的发言，提出一个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密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将要经历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学说。当时，十三大开过才一年，理论界、学术界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十三大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于老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有必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提出以后几十年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于老还告诉与会者，他正在写一篇《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文稿，大约有五六万字。

于老这次的发言和尚未发表的文稿，都关涉历史，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作为经济学家、哲学家的于老，还在研究历史。我是研究中共历史的，这样的观点从未听说，所以格外有兴趣。我绝想不到，多少年以后，就因为研究中共历史，我认识了于老，而且竟以同一个题目与他有一次“合作”。此乃后话。

“籽粒苋谈话”

1996年是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举行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邀请参加过八大的老同志写回忆和纪念文章。于老是八大代表，还在大会上作过发言，单位派我和另一位同志登门拜访，请他赐稿。

这是我第三次去于老家。第一次是1993年夏天。当时我的一位同学正在筹建一家公司，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同于老取得了联系，要去拜访，一来听听经济学家的高见，二来也想寻求这位大家的支持。大概嫌“形单影只”吧，同学邀我随行，我自然非常乐意。于老没说几句办公司的事情，却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一种植物——籽粒苋，什么生长习性呀，气候土壤呀，经济价值呀，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一位经济学家，对一种植物也这么了解，这么有兴趣，令我意外。同于老熟悉后才知道，他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实在太广泛了，难怪他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之誉。后来，只要一听到别人称他“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我就想起这次“籽粒苋谈话”。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于老。于老是大家，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诸多领域建树甚丰，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于老又是“大官”，有过一长串官衔：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他毫无某些大家或官员的“派头”。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亲切而真诚。那次见面，于老对我不会有什么印象，甚至不会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从未跟他提起。但是，在我，于老的微笑却从此定格在了脑海中。不久以后，我又陪这同学去过一次。记得好像是中秋，我们去贺节，没待多久。

1996年这次我不是“陪同”了。我们向于老说明来意，勾起了他的记忆。

于老谈了不少情况：从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起草，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到八大发言，从刘少奇的报告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有些细节，不是当事人是不会知道的。写纪念文章的事，于老爽快应允。为了回忆准确，于老还嘱咐我们给他提供一些相关文献。很快，于老写出了稿子。从此，我同于老有了交往。

为《百年潮》写稿

1997年，党史学会创办《百年潮》杂志。退到“二线”的郑惠同志是学会副会长，担任了杂志社社长。我也在杂志社兼职。由于约稿，我同于老有了更多联系。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百年潮》组织纪念文章，郑惠同志偕我去于老家约稿。郑惠和于老在中宣部和国务院政研室两度共事，非常熟悉。政研室是邓小平1975年主持国务院工作时组建的一个机构，由邓直接领导，是邓领导全面整顿的一个“秀才班子”。于老当时是这个机构的七位负责人之一，了解很多情况，我们想请他写这方面的回忆文章。谈话间，于老说起他存有一件邓小平的手稿，是邓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的提纲。这篇讲话，就是被称作“新时期的宣言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关于讲话稿的起草经过，海内外有过一些不同说法，但是从来不曾听说邓亲拟过提纲。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于老谈了这个讲话提纲的来历，以及他领着政研室几位工作人员起草稿子的经过。对我们来说，这真是意外收获。根据这个提纲和于老的回忆，我们写了一篇稿子，登在《百年潮》上，反响很大，不少报刊转载，一些电视台还来采访或录像。其实不是稿子写得怎么好，而是于老提供的文献和记忆太有价值了！

1998年，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百年潮》又向于老约稿。于老参加了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列席了三中全会，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作为当事人，他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亲历了一般与会者不曾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起草前述邓小平的讲话稿，致信叶剑英对他的讲话稿起草提出建议。我随郑惠同志再次去了于老家。盛夏酷暑，于老伏案两月，竟写出了洋洋洒洒10万字的长篇回忆文章。《百年潮》分两期连载部分内容，又在组织编辑的《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书里全文收录。当年回忆三中全会的文章，恐怕属这篇最详尽，篇幅也最长（于老还在这个稿子的基础上，写出一部二十万余字的著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也在当年出版，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次全会最系统的回忆录）。

几年里，于老给《百年潮》写了不少稿子，回顾往事（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宣部科学处与中科院、《学习》杂志错误事件、国务院政研室），追忆人物（彭真、聂荣臻、邓小平、胡耀邦），几乎每篇都引起关注，给杂志增色不少。2005《百年潮》出了一套精品系列丛书，9卷12册。于老的文章，大多收录入书。说“大多”，是因为也有个别篇目因曾经受到指责未被收录。说实在话，作为曾经在《百年潮》工作的编辑，我以及我的同事对于老多少有些愧疚，尽管这是我们并不情愿而又无能为力的。

帮助于老整理史料

渐渐地，我同于老的交往，已经不限于采访、约稿。自“一二·九”运动起，于老经历了从近代到当代六七十年的共产革命历史，“或投身历史的潮流，或厕身‘历史的漩涡’，有时还置身‘漩涡’之中”。为更多了解历史，我常常去请教于老。他对史实和人物的回忆，使我知道了许多文献、档案里没有记载也无法记载的细节；他的分析和看法，给了我许多启迪。于老呢，也开始让我帮助他整理自己保存的历史资料。

于老很注意保存史料，而且倡导发表和利用个人手中保存的史料。他给《炎黄春秋》杂志写过一封信，建议开辟“故纸堆”栏目，专门发表当事人保存的各式各样的史料。他让他的夫人孟老师和我把他多年积累的资料翻腾出来，一摞摞、一捆捆、一袋袋、一本本，有些已经由秘书胡冀燕作了归类，有些则还无暇整理。其中不少有珍贵价值，有的都可以算作文物了，前述邓小平手稿就是一件，还有毛泽东关于家庭问题的社论修改手稿（复印件，原件于老已经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毛泽东签名的图书，胡耀邦写给他的诗词手迹，等等。至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谈话笔记，各种会议记录，文件起草的过程稿，报告讲话的记录稿，来往信函，更是难以尽数。我真有些眼花缭乱，但兴奋异常。

我是研究中共历史的，自然十分乐意做这件事。因为还有本职工作，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做，差不多每个星期去一次。于老家在东城，我居海淀，一东一西，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去一次就是一天。我的工作，就是将资料一一分门别类，编目装袋。多少有些辛苦，我却乐此不疲。整理中，我被未曾见过的史料吸引，也为一些“要素”不全的史料疑惑（时间、人物乃至字迹等等），常常忍不住向埋头写作的于老讨教。他总是带着微笑，停下笔来，回忆往事，释疑解惑。阅读原始文献，聆听老人叙说，我自己仿佛随老人一起回到当年，流连忘返，不忍打断。断断续续，花了几年的工夫，终于整理完工。

晚年的于老，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问题仍然十分广泛，而中共历史是他逐渐关注并且加以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于光远与中共历史研究》，发表在《党史研究与教学》杂志上，比较全面地评述了于老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如果把他1988年的那篇发言算作他研究中共历史的开端的话，近二十年来，于老先后写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革”中的我》、《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我忆邓小平》、《“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等好几部回顾和研究性著作。至于他对人物、事件以及个人经历的回忆，如《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周扬和我》、《我眼中的他们》、《我的编年故事》、《我的故事》、《于光远自述》等等，我以为同样属于反映中共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著作。我作过粗略计算，这些年来，于老光是发表出来的有关文字，就已接近三百万字。

与于老的“合作”

前面提到，在研究中共历史方面，我同于老有过一次“合作”。在“合作”上打引号，是因为研究成果是于老的，我只是做了一点辅助工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作。

200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陈敬来京，向于老约稿。于老前两年曾经修订了他的一部旧作，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那本书就是于老1988年提到的正在写作的长篇文章，1996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约六万字，是一本小册子。这些年，相关文献有新的披露，当事人的回忆录也陆续出版。于老根据新披露的文献和相关回忆录透露的史料，补充、修改了那个小册子，扩展成一部十余万字的书稿。2001年我调到中央党校党史部，部里安排我讲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专题课，我便借来这部书稿作参考。

陈敬从我手里拿走书稿，很感兴趣，告诉于老准备出版。陈敬是资深编辑，经验丰富，头脑灵活，她出了个新鲜主意，用一种特别的形式来出这本书：于光远著述、龚育之点评、韩钢注释，再配发一些历史图片。真是一个好主意，可是他们两位是大家，我哪有与他们合作的水平？但是于老赞同这个主意，胡冀燕也给我壮胆，我只好诚惶诚恐地领受了任务。龚育之同志当时因病住院，没能参与，对这部书的出版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于老在修订的书稿里，依据大量原始文献，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尽梳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从提出到最后被放弃的历史，考察这个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被放弃的历史缘由，特别是深入分析了毛泽东的思路变化和这个变化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之间的认识分歧，又从理论上探讨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异同，并且研究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在关系。

比起原来的小册子，书稿不仅补充了大量文献史料，而且分析更深入和细致了。与一般的历史著作或理论著作不同，书稿将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有文献，有分析，有史实，有观点，史、论相得益彰。至于我所做的注释工作，尽管我本人尽了最大努力，但也无非是说明一些相关历史事件的史实和背景，交代书中涉及的一些重要文献，展开书中某些简略表述的观点，说不上什么研究，倒是让我有了再次仔细阅读于老书稿和相关文献的经历。

2005年底，这部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一些媒体作了报道，我也接到不少朋友或同行的来信或电话，或给予好评，或提出商榷，并嘱咐转告于老。我想，一部学术著作产生反响，本身已经说明它的价值了吧。

吃喝玩的学问

差不多每次去于老家，都见他在写作，他有永远写不完的题目，每年都要出版好几部书。85岁寿辰时，于老的孩子们送他一件礼物——电脑。说老实话，起初我多少有点怀疑，这样高龄的老人，要改变一生的书写方式，改得过来吗？然而，就是从那时起，于老“换笔”了，而且一发不可收，“爬格子”变成了敲键盘，伏案变成了观屏，还建立了“于光远网站”。当年在晋绥参加土改时，他一个手指受伤感染，落下残疾，不能弯曲，只能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敲键，戏称“一指禅”。于老对我说，他现在已经不习惯用笔了，哪怕写封信也要用电脑打。

于老并不只在书斋里做学问。虽然这些年腿脚不便了，但他每年还都要到外地走走，有的年份能去十来个地方，用他的话说，叫“坐轮椅，走天下”。他倡导研究“休闲经济学”，出版过《吃、喝、玩》的学术专著，把它作为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内容。于老自己就有着丰富的生活情趣。比如“吃”，据我观察，于老自己并不讲究吃。每次去于老家，我都要在他家吃饭，有时进了午餐，还进晚餐。他家的食谱，简单而营养，荤素搭配得当，餐后必有甜粥和清汤，绝无铺张的大鱼大肉。但是他关注饮食以及饮食业，提出“餐桌经济学”，被聘为中国烹饪协会顾问，人称“烹饪学人”。

比如“喝”，于老并不饮酒，却对酒文化很有兴趣。“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他苦中作乐，编过“马恩论饮酒”的资料，被人借走后丢失了。“文革”后，他想起这件事，重新着手编辑，资料更加翔实，还写了一本书《酒啦集》。1990年代，出版社不知怎么听说了，找上门来要出版。

比如“玩”，于老对玩具颇有研究，还收藏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玩具。他还喜欢收藏铅笔头，在他家，我见过一张他摆放铅笔头的照片，七彩斑斓，满满一桌，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铅笔头。我常常感叹，于老关注和研究的领域这么多，怎么会对“吃、喝、玩”这些大众生活也如此有兴趣！其实细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本来就应该从人出发、研究人本身，而“吃、喝、玩”正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内容，应该是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于老把生活情趣提升到学问的层面，又把学问贯穿到生活情趣之中，在他这里，生活情趣与科学研究交织一体，很难截然分开。

同于老交往这些年，有时我也问自己：于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似乎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但如果非要用一两句话概括，我心中的于老，人格独立、心性坦诚、学贯两科（龚育之语）、智慧超群，是一位永远不停思考、不止写作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

（本文系在于光远逝世前写成，小标题为南方周末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