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谈《炸裂志》

《收获》杂志秋冬卷发表了作家阎连科的新长篇《炸裂志》，小说单行本也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8年以来就没有在国内出版过长篇小说的阎连科说，这次小说能顺利发表、出版，“是因为大家合力促成的，很多人做了这个工作”。在《炸裂志》中，阎连科以“神实主义”的手法，夸张而荒诞地概括了一个乡村在三十年间，从小村庄发展成为大都市的故事。

石剑峰

《炸裂志》里的“炸裂村”或“炸裂市”依然位于您文学地图上的耙耧山脉，但看完小说，我们知道小说里这座利维坦式的城市更可能是中国南方某一座城市。“炸裂”特指哪些城市呢？

阎连科：其实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深圳、海南或其他新兴大城市的故事。小说里这座叫炸裂的城市，它的发展和深圳极其相似。我做的无非是把深圳或者海南搬到了我所熟悉的河南某个地方，也就是我文学地理位置上的耙耧山脉。这部小说完全来自于一次对深圳的偶然好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去深圳开一个笔会，大家都说深圳非常开放，这里的开放无非是指有很多大楼，但到了晚上还是一片寂静。可是过了十年再去，就完全不同了。但最令我感触的不是深圳的发展，而是有一次从香港去深圳。在从香港到深圳的一瞬间，你感受到两个城市的迥异之处：一个极其有秩序，一个极其无秩序。深圳的发展虽然极其惊人，但代表的却是中国任何一个大都市，也可以表现中国当下的状态。对我来说，我想写的故事、人物忽然找到了他们的舞台。这个舞台可以是深圳，也可以是海南或者其他新兴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迅速发展让人不可思议，它的扭曲和荒诞也超过我们的想象。也就是在那个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我可以写那个故事了！到了小说中，炸裂这个村庄最后发展成一座超级大城市，成为直辖市，这座城市甚至还有野心成为独立国家。

在《炸裂志》的开头，这座城市的发家来自于小说主角孔明亮带领村民扒火车。您这么写，是想说明发展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某些秘密吗？

阎连科：这部小说的开头，炸裂村里的男人是扒火车的，女人是卖淫的。这些细节、情节的真实性是不需要去考察的。深圳这样的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在中国人的记忆中，1980年代很多有各种问题的人都到深圳、海南去发展了。这些人都不是我们概念中的老实人。我们确实知道，1980年代南下淘金，淘到第一桶金的很多并非诚实可靠的人，而是最有能力但最靠不住的人，甚至不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这部小说把我们带回到1980年代的记忆中。扒火车是有象征性的。无论是扒火车还是火车提速，在其背后隐藏着原罪，也就是偷盗的不只是火车上的物资，小说里偷盗这个行为把我们的人心也盗走了。从那开始，人心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回望1980年代对万元户的崇拜，中国人现在对金钱的崇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们看到炸裂村的发展是从男盗女娼开始的，但这恰恰也是无数真实的生活片段连接起来的。比如，我听某个地方的村民说，他们区政府里的领导，不少人都在监狱里待过。这不是作为笑话来说的，而是想说，现在有的基层干部成了什么样子？也就是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成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在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更不要说小说里主角孔明亮四兄弟。老大一心要当校长，老二明亮后来当了市长，老三要带三千万百姓去远征。这些人都不可思议。老四看上去很正常，但其实也是有问题。他在事业、家庭方面都不想，一心想着把所有人拉回正轨，但他的力量那么微弱。其实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也是不正常的。明亮的妻子周颖用女人去获取一切，也是不正常的。所以，这样一部小说，要么作家不正常，要么小说里的所有人物确实不正常。

您曾提到这部小说是“神实主义”，在您的文学概念中，神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跟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因果关系是全因果，一百斤重量的原因就会导致一百斤重量的结果。如果是一千斤重量的结果，那一定要埋伏一千斤的原因在里面。这是完全对等的。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我把它称之为零因果。所有小说的开头就是结果，然后进入现实主义。到了魔幻现实主义那里，我称之为半因果，就是一点点原因导致很大的结果。在马尔克斯那里，人是可以长尾巴的，我们的祖先本来就是有尾巴的；植物是无法砍断的，在现实中，有些植物是砍不断的。这是和卡夫卡完全不同之处。又比如《百年孤独》一开始，吉卜赛人拖着磁铁在街上走，桌子上的钉子都飞出去了。磁铁和钉子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半因果。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几乎都没有逃脱这三种写作逻辑。

我所说的神实主义基于的是内因果。内因果只考虑内部的合理性，而不考虑表面上的合理性和原因。内因果是神实主义的核心。比如在我这部小说里，炸裂村成为炸裂镇，明亮从村长变成了镇长，当他拿着一纸任命书的时候，那个他一直拿不下的女人，她的衣服纽扣自动地脱落，赤裸在他面前。这是什么逻辑？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明亮拿着这张纸，可以让铁树开花，枯草变绿。在中国人权力无上的观念下，这就是内因果。小说充满了这样的情节。比如小说里要建造无数楼房，一群人戴着军功章齐步走，楼房就起来了。为了几天就能建造机场，需要把一个山头弄平，这些人首先撒下多少血淋淋的断指。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把这些情节称之为荒诞，是简单化。

这样一种所谓“神实主义”写作，是有意的文学实践吗？这可能构成对读者理解的挑战吗？

阎连科：我是有意对神实主义进行一次实践，用神实主义来描写中国的现实，来叙述文学和故事。我不认为这会对读者构成阅读挑战。每个读者合上这部书，从小说想中国现实的时候，他会发现《炸裂志》走向了另外一种中国现实，走进了大家不敢想象的现实，走进了大家看不见的现实，走进了不存在又存在的现实。比如张曙光要当两院院士的事情，在全世界都是不合逻辑的，但在中国是合逻辑的。我想这就是中国。这就是，金钱与权力的结合没什么不可能。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文学思维上的改变，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零加零都可以等于一百。中国的现实在神实的不可能中发生。

在我刚刚读完的艾伟的小说《盛夏》的后记中，他写道：“我们既有的文学逻辑和人性逻辑难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是失效的。我们的书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境，因此要进行这样一次神实主义实践？

阎连科：几年之前，几乎所有的作家、知识分子甚至普通人都已经认识到，在中国，一加一已经不等于二了；在中国，什么都可能发生。但是在文学上，我们没能回应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突破。我们在文学上依然沿着一加一等于二的道路前进。所以我的写作——这是我的自觉意识——要对文学秩序进行打破和建设。现在的中国作家，仍然写着一加一等于二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写一加一等于一百或者零的作品。而且通过作家的证明，这是对的。我的《炸裂志》就是希望完成一加一不等于二的任务。这样的尝试对我个人来说，是完成了一个理想，让我的文学在思维上有了变化。不过最后还是需要读者去评价。我觉得，阎连科的读者群是非常小的，但我认为这些读者能理解这样的文学。我的文学虽然走的是不现实的道路，但目的地是最现实的地方。当所有人都坐轮船飞机去罗马的时候，阎连科却用了最独特的道路。虽然你也到了罗马，但所有人又怀疑和不相信，你从哪里来的？所以我相信，这部作品能让我的读者对文学的思维发生一定的变化，已经不能用传统的目光去认识人和中国了！我们都说，现在所有的小说都没有现实更荒诞，这是中国作家都会说的话。但不是说我们要写得更荒诞，而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比起现实来说匮乏了！如果想象力能超越现实，就能带领读者进入更深层次的现实。文学的想象一定要比我们认识的现实丰富，否则，我们的写作会永远让读者不满意。比如这部小说的结局就不太可能发生，小说里老三带着三千万市民去远征，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又可以想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读者可能不会去考察远征这个事情是否会发生，但带给他们的是对民族主义的思考，思考民族主义会带我们去哪里。也许不会发生，但这些事情会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头脑中存在。

《炸裂志》中，有一点我困惑的是，这部小说是没有时间的。虽然写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城镇化的缩影，但里面没有“面包屑”让我把小说里的历史事件和真实的历史时间对应起来。时间在小说里是不重要的。为什么这样写？

阎连科：这是一部超越时间界定的小说。里面所有的事件都无法找到既定的时间坐标。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没有办法说，1980年怎么样，1990年怎么样。虽然我们有五年计划，但往往是没有效用的，我们的发展从来都是超越时间既定的。再有一个，这部小说是寓言性和现实性的大集合。我们说它是寓言性的时候，就不会用时间去理解。但我们又明显感到，小说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过去的三十年。小说里也有一些历史标志性的事件，比如中国大使馆被炸，但发生的时间已经不是真实的时刻1999年。这都是我有意做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在时间上都是不准确的。我对它们进行了模糊或者挪置。

所以时间的混乱甚至混乱本身也是小说的一部分？

阎连科：小说本身有它自己的逻辑和秩序，但它要表达的是一片混乱。就故事来说，小说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梦，但每个人尤其是明亮与周颖一生的恩怨就从他们的梦开始了，一直到明亮之死。以梦开始，表现的也就是一切秩序的混乱，所有人物和故事都在混乱中，按照内在逻辑发展着。在小说里只有周颖坚持自己的梦，但其他人的一生也是按照梦的规定在走。周颖身上有女性的美，无论是对梦和家族的坚信，还是对丈夫义无反顾的爱。但这个人物是复杂的，她自己也是恶之源。可是每个人都有恶。我们常说人心不古，人心为什么不古？因为人心是恶之源。小说不仅表达欲望——金钱、权力和色——也表达的是欲望如何转化成恶望。可是在小说里，恶望却是合理的，否则你反而成为不合理的人。但让人和社会膨胀成这个样子的，是人心释放出来的恶望。

小说里只有明辉和老母亲是代表着一种对人心、血缘、家庭的坚守，这算是光明之处吗？

阎连科：这股势力在小说里变得越来越微弱，但他们还是存在的。我想这是表达回归的某种可能性，但也可能是最后的挽歌。小说最后的可能是回归的不可能。不仅是人心回归的不可能，甚至成为超级大都市的炸裂最后也成了一座荒城。小说的最后，这座炸裂城一片雾霾，就跟现在窗外的北京一样。我甚至还虚构了这座城市未来的三十年。我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情况是前三十年如何，后三十年如何，那再下一个三十年呢？无论中国梦还是发展第二季，我们实际上又在一个三十年的起点上。所以这部小说也要表达的是梦的可怕性。

我们最后回到小说的形式，您用了“地方志”的方式，什么时候想到可以用这样一种形式来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阎连科：我在写《四书》之前，家里经常会放些地方志。某一天我就想过要用方志的方式写部小说，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念头。问题是哪个故事适合地方志形式。在我看来，寻找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比寻找一个故事要难得多！这部小说构思非常早，七八年前甚至更早，有人就曾经以笑话方式说过，四川、湖南小姑娘都到南方打工去了。这里打工是另外一种意思。当时我就想，这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当时我还想过写部小说就叫《姐姐妹妹》，写她们如何在南方工作，她们的村庄如何因此繁荣。现在，当时的那些想法都写进了这部小说。《姐姐妹妹》这样的故事，对有些作家来说已经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是小说中的一片信息而已，还要无限发展。

如果把这部小说称为“地方志”，读者会发现，您在玩一个游戏。在小说中，这座城市彻底荒废，市长也死了。可是既然如此，里面的“阎连科”怎么可能还会受炸裂市长的邀请写一部地方志呢？这个用意是什么？

阎连科：确实有这样一种矛盾之处，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要辨别哪个是真还是假？市长既然烧掉了“炸裂志”，那我们为何还能看到？市长烧掉“炸裂志”是因为把他写死了还是对炸裂写的不满意？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炸裂志》，那么原来那个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小说最微妙的地方。这也告诉我们，一切文本都是不可靠的，一切真实都被时间湮没。但这也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思考。你会发现，一切历史都是不可靠的，一切历史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即便写“炸裂志”这样一个地方志，是“我”写的这个志是真实的，还是炸裂真正的发展是真实的？你会发现，历史与现实的隔断。我想说的是，历史也是被规定的，留给后人的历史往往是被规定的历史。

封面阎连科像：李媛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