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琉球》说起

虞云国

读到过一则《封琉球》的笑话，出自明代万历间赵仁甫所编的《听子》：

刘求者，为人佣。一日谓侪辈曰：“我将封，富贵来逼我矣！”侪辈笑曰：“子何所闻而云尔也？”曰：“吾闻之主人翁曰：上遣朝使封琉球。得非封我乎？”

这个笑话，借助“刘求”谐音“琉球”抖包袱，笑点不高，却发人深省。如今，前往冲绳的中国游客恐怕不少，但有几人事先知道，这里曾是存世长达五百年的琉球国所在地呢？在这个意义上，晚明的刘求也许仍活在当下。

上海书展前夕，我参加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新书发布会。全书图像彩印，皇皇三十六册，布面精装，将现存琉球版汉籍七部与琉球人著作五十二部分为上下编，附编收十二“琉球官话”著作。为“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继《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再次呈献了一部体例谨严、整理精当的大型文献史料集。会议册里有书影选萃，朱墨灿然，把玩之下，让人不忍释手。关于琉球王国，会议册有一段简介：

历史上的琉球王国，主要是指从1429年尚巴志建立统一政权起，到1879年被日本吞并为止，在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琉球群岛上存续了450年的一个统一王国。琉球王国统一之前，琉球群岛上有山南、中山、山北（所谓“三山”）三个小规模的地方政权，它们早在明代初年即已相继朝贡中国。1429年统一三山的尚巴志原本是中山王，他建立琉球王国后，承续前规，定期遣使赴北京朝贡，并接受中国朝廷的册封，因此在明清两代，琉球和朝鲜、越南一样，是中国的属国。虽然日本萨摩藩主岛津氏曾于1609年一度侵略琉球，割其岛土，逼其进贡，江户幕府亦在此后一再命令琉球向其派遣使节，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琉球在公开外交场合一直以中国属国自居，中琉之间也一直保持着东亚传统册封朝贡体系中所有的基本关系。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以十分罕见的方式“废琉置县”，将琉球国王掳掠至东京，清王朝则因祸起西北，自顾不暇，琉球王国随之灭亡。

据《明史·琉球传》，早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就遣使“以即位建元诏告”中山国，其王即派其弟随使入贡。也就是说，中国与琉球的关系已达五百年之久。

关于琉球王国文献的出版整理，近年以来颇受重视。这部《集成》无疑为研究琉球王国奠定了文献初基，但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不仅要继续搜录琉球王国的汉文文献（据说，继《集成》后又发现四十种左右琉球汉文著述，出版方拟出续编），而且应着手汇辑琉球王国存续期间日本与朝鲜关于琉球的全部文献（其中绝大多数也是以汉文文献体式呈现的）。企盼复旦大学出版社再接再厉，为琉球研究，向学术界提供最全面的域外文献集成。至于琉球王国的中国文献，本世纪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就先后影印了《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续编》与《三编》，以辑入明清时期国人的琉球行记为主；而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则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中琉关系文档，正逐朝往下编，今年已出到了嘉庆朝。但明清两代琉球册封使颇有诗文集留存至今者，其中相关散篇也仍有辑集汇印的价值。

在当时东亚秩序中，明朝与琉球始终维持着宗主国与藩属国的稳定关系。据1999年日本帝国书院版《地図 訪 歷史 舞台》(日本卷)，“南西诸岛：以中转贸易而繁荣的琉球王国”下，有一统计，有明一代，东亚诸国入贡明朝，日本十九次，李氏朝鲜三十次，安南八十九次，琉球高居榜首，竟达一百七十一次。与日朝相比，足见琉球与中国关系之亲密，其国君即位，也例请明帝遣使册封，难怪《明史·琉球传》结语赞道：“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正是这种频繁的册封与通使，连帮工刘求的东家都知晓皇帝“遣朝使封琉球”。

然而，明代厉行海禁，“寸板片帆不许下海”（郑和下西洋乃特定事件，今人好作别解，此不具论）；隆庆以后，海禁虽除，但“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于是，当时朝野对琉球在内的海外世界，始终有雾里看花的隔膜与懵懂。这从明朝册封使陈侃《使琉球录·群书质疑》对《大明一统志》与《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的纠谬，不难得到印证。明王朝这种自我封闭的国策，与其自我陶醉于来贡往封的宗主国地位，实是同一枚钱币的正反面，适足暴露其中国中心论的颟顸与昏昧。由于仅仅餍足于“所覆声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世奉正朔”的天朝心态，从《明史·琉球传》中，完全看不出明朝对琉球在东亚格局中的要冲地位有任何清醒的认识，更遑论采取主动的决策了。那位帮工把“封琉球”曲解为“封刘求”，不过是举国昏昏背景下的草民戏谑而已。

倘从海权论的眼光以今视昔，在明清为宗主国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在整个东亚秩序的政治版图上，琉球王国也许是最不容忽视的重要岛国。对明清帝国而言，它既是驶向海洋的最佳前哨，也是进而掌控整个东海岛链的理想抓手。然而，反观琉球王国与中日两国的关系，从明代交往最密切的藩属国，到不得不屈服于德川幕府下萨摩藩的武力威逼，再到周旋折冲于清王朝与日本幕府之间，终至被日本废国设县而直属于明治政府。围绕着琉球问题，就海洋意识而言，中日两国识见的远近，决策的成败，高下立见，胜负自明。在长达五百年的东亚政治秩序中，琉球地位的斗转星移与兴衰存废，其中况味是最值得中国人咀嚼与反省的。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倘若不是在琉球的角逐上失了先手，钓鱼岛也就不会有今日的风急浪高。

相比之下，对琉球的战略地位，日本似乎早有充分的认识。且不说1609年萨摩藩主岛津氏对琉球王国的动武出于幕府的授权，就在1700年成书的《日本水土考》里，著者西川如见绘制《亚细亚大洲图》时，已经准确标示出从日本四岛中经琉球台湾直到吕宋岛的第一岛链，其视野足以刮目。西川是从事外贸的日商后裔，这种岛链的勾画，是否折射出江户时代日本朝野的海洋意识，一时遽难断论。但这种岛链眼光，与明治政府敢冒大不韪“废琉置县”，有何种内在逻辑，却值得深思。

中国学界对琉球王国的关注，二战以前已失先机，延宕至世纪之交前后才逐渐升温。由一档主办的“中琉历史关系研讨会”，去年已经办到第十届。随着琉球王国历史文献的不断搜辑出版，研究也必将向纵深推进。新书发布会上，与会者提出，这种研究应该严格把握学术问题与现实政治的此疆彼界。

历史研究，当然应该让人回味与反思。但这种回味，并非重温那种宗主国的自大旧梦，而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琉球王国的历史人文的尊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重现中华文化在东亚广泛流布的历史轨迹”。而这种反思，也决不应服务于当下的现实，而是追诘历史上的中国何以海洋战略完全缺位，以致最终在东亚国际秩序中坐失主导地位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才经得起历史的磨砺与淘洗，为中国的未来奉献理性的思考与路径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