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救捞人——国家海上救援队的故事

一个打捞工程干下来，不是为了立多大的功，而是希望兄弟们都能平平安安的。

“如果你能够跟兄弟们一起冲，一起干，一起顶得住，才是好样的，你回去跟他们能够混到一块，你说话有人听。”

“哥们，你在哪里？家里找你呢。”在孤寂的海底，老王喜欢一边摸，一边轻声念叨上两句。既是给自己壮胆，也希望死者在天之灵能帮他一把。

有时候，飞行队有人互相闹点矛盾，当时担任北一飞队长的潘伟就冲他们一顿痛骂：“你们平常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为了这点小事值得吗？”

一条长30厘米的疤痕，铺满老王的大腿外侧，这是老王2012年做完股骨头梗死手术后留下的印迹，也是他干了一辈子潜水员的缩影。

那一眼看去会让人心悸的伤痕，老王却风轻云淡。“不算啥，在我们这行，属于常见职业病。”放下裤管，老王站起身来回走了几步，“你看，这不好好的吗？能活着，就不错了。”

老王名叫王金锋，54岁，北海救助局大连基地应急队队长。在跟大海搏击的35年里，老王见惯了生与死，他救过的人难以计数，自己也不止一次跟死神擦肩而过。

在中国，像老王这样的海上救捞人数以千计。他们是中国最专业的海上救援力量，北到渤海湾，南至南沙群岛，他们的航迹犁遍中国海。过去几年中，他们频频出现在众多大场面中——南沙渔民大救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南海一号”打捞、大连海域石油清污……但他们却很少能成为媒体聚焦的对象，更加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日常行动也常常和“惊心动魄”相伴。

最后一个撤退

每逢强台风来临，渔船纷纷回岸驻泊，救助局的船则要向风暴中心挺进，继续与台风的猫鼠游戏。

“至少得有一艘大马力拖轮在台风边守候。”南海救助局救助指挥处副处长梁立坚回忆说，2012年7月“维森特”台风登陆，整个珠江口乱成一锅粥，因为准备充分，才保证了多艘船舶顺利脱困。

在台风里救人，有时还得动用飞行队。2011年“纳沙”台风在珠海附近登陆，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顶着9级台风救起了一艘货轮上的12名船员。

每每回想起来，救生员王伟正都会有点后怕。他回忆，机载绞车承力只有270公斤，常规情况下，救生员每次只能拖带一个人，12个人就要12次，但时间紧迫，大风卷起的巨浪有两层楼高，船正在加速下沉。为了节约时间，机组决定让他脱钩留在船上，让船员分成6组两两实施拖带。

在轮到最后一组船员的时候，王伟正感觉不对，就跟着一起上来。一分钟时间不到，还没等他们被拉入机舱，货轮就沉入海底。看着打着旋的海面，王伟正眼泪夺眶而出。“那种感觉既惊心，又自豪。”

在北方海域，最艰难的救援在冬季。一个等待救援的人在南海海水里可以坚持30个钟头，但在零下5度的渤海湾，顶多二十分钟就会失去知觉。

程延达是北海救助局应急队队员，他主要参与水下搜救。虽然潜水服防水、保温，但袖口、头部的连接处还是经常灌水。“手很快就冻麻了，但下水一次不容易，总想多坚持一会。”

由于长期泡在冰水里，加上减压不彻底，饥一顿饱一顿，潜水员的胃和关节都不大好。烟台打捞局的老潜水员戚明说，2007年局里身体检查，66个潜水员查出7个股骨头坏死。

救援，就是和时间赛跑。为了尽可能靠近需要救助的人，救捞已经形成了一套动态的值班待命制度。例如北海救助局在渤海湾航运密集的事故多发区设有近十个待命点。

这套制度是血的代价换来的。1999年，“大舜”轮在大连至烟台的海域沉没，202人遇难。这是许多救捞人不愿提及的一段伤痕。北海救助局副局长郑健，当时还是救助船船长，他参与了那场世纪海难营救。“最初还能听到绝望的呼喊，后来就没了。”郑健说，这场海难之后直接促成了2003年的救捞体制改革。

改革，简单说就是救、捞分家。过去救捞一体，救捞局以经营养救助，但基本上是经营为主，不重视救助。改革之后，打捞局变成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救助局财政全额拨款，并在北海、东海、南海各成立四支飞行救助队。

以前，都是从码头出发到事发地，有了动态值班待命制度，关口前移到事故多发地，至少能争取1小时。

因为晚到了一小会，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东二飞队长赵璐回忆，2013年春，有船触礁沉没，四名船员侥幸爬到一个岛礁上。飞机赶到现场后，刚把救生员放下去，一个浪卷上来船员就都没了。

眼看着没救到人，机组的人回来就哭了。事后总结，赵璐说：“哪怕是早到一分钟，可能还能够着一个人。”

在恶劣天气中跟大海斗，除了迅速，还得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2007年“罗莎”台风来袭，一艘台湾船在东海附近海域失去动力，东海救助局的131轮和111轮在狂风骤雨中连续工作7个昼夜，断了好几次缆，才把船拖到了台湾花莲港。一位参与救援的船长回忆，当时每天就睡一两个小时，到最后阶段站着腿都在抖。

按规定，超过七级大风是不能打捞的，但有时只能硬上。广州打捞局总工钟志伟讲，一次救援一艘香港货轮的经历：风力超过七级，船大幅倾斜，潜水员作业相当危险。但只能继续，不干的话，船可能会断掉，沉下去的话，打捞起来更难。

为了救人，救捞人有时还常常把自己困入绝境。台风没那么听话，预报说走哪里就走哪里。这让本应保持在台风边的救助船，不止一次身陷暴风眼。由于不了解多变的山区气候，北一飞也曾在丹东洪涝救援中碰上闪电雷雨而险些机毁人亡。

支撑他们坚持到底的除了信念，还有海上的人特有的朴素情感。“好比你在陆地上看到有人房子失火想去救一样，我们是以船为家的人。看到别的船沉了，心情会相当沉重。”梁立坚说。

“哥们，走，我带你回家”

王金锋在海上干了一辈子，身经百战。但每当新人培训，他传授的第一课不是如何救人，而是如何克服对尸体的恐惧。“你们想吃这碗饭，必须得过这关……”老王常跟他的兄弟们说。

捞尸是潜水员的职责所在——水面上的由飞行队和救助船负责，水下的一般归他们管。在两眼一抹黑的海底，他们要摸遍船上每个犄角旮旯，寻找幸存者，但常常顺到的是已经冻僵、泡肿的遇难者遗体。

“哥们，你在哪里？家里找你们呢。”在孤寂的海底，老王喜欢一边摸，一边轻声念叨上两句。既为了给自己壮胆，也希望死者在天之灵能帮他一把。要是顺到了，老王还会祷告一番：“兄弟，走，我带你回家。”

也有想带却很难带走的情况。老王记得，前两年，有艘小渔船在渤海翻沉，倒扣在海面上。老王的手下下去十几趟，硬是没把人拉上来——腿卡在木板里边，周围都是杂物。

海上打捞，谁都要经历面对尸体的第一次。

那是4月的一个早晨，渤海海水冰冷，每40分钟就得换人，陶波和他的同事轮番下水。舱内空间很小，怕被渔网缠住，手电都没敢带，危险可想而知。

这是陶波第一次打捞尸体，有点瘆得慌，但怕也得干，“家属在外边等着，这是职业道德。”下水之后，他也学师傅老王的样祷告两句：“兄弟别吓我，我带你出去。”那天，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中午12点才把人给拖上来。

有时候，人捞上来了，家属们连句谢都顾不上说，直奔尸体而去。筋疲力尽的潜水员瘫在救助船上，有时也跟着呜咽起来。“谁没有个朋友亲人的。”陶波的同事、北海救助局应急队队员程延达说。

程延达和陶波都是海军陆战队出身。当兵那会也算热血青年，但在和平年代，几乎没什么挑战，到了救助局，才算找到了点保家卫国般的荣光。

来救助局干了将近十年，每次行动，程延达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我救了别人，看到他安全了，或者把人捞上来了，我就满足了。”他说，他很能理解那些家属的心情。

有时候，他们中午去吃饭，家属怕他们一走了之，说吃饭可以，但设备得留下。碰到不讲理的，连路都给封死，直到找到遇难者才肯放他们去休息。

还有让他们更难受的。北海救助局大连基地主任于卫政记得，他们曾去一个水库捞尸，捞完了还不算，家属非让他们把人抬到离水库很远的公路上才肯罢休。结束之后，于卫政问家属能不能弄点便宜白酒给潜水员洗洗手——按当地风俗，没结婚的小伙子尸体是碰不得的，但家属楞是没同意。

比起打捞尸体，在水下救活人的压力更大。“下去的时候生怕被抱住，那样两人都危险。”南海救助局深圳基地潜水员吴忠发说。

在2004年的一次翻扣船救助中，一名女幸存者借着翻扣船顶部一点点空气活了下来，但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之前，几个队友下去都因为她过于紧张无功而返。吴忠发最后潜了下去，他先脱下头盔，递了瓶水给她，告诉她不要紧张，接着让她抓好供气管，以防她乱抓。刚拉上来，人就陷入昏迷，再拖一会就不行了。整个救援持续了8个钟头。

只要有一丝希望，救捞人就会拼尽全力，不管是遇难者遗体，还是一条小狗。

有一年在旅顺西边，一艘渔船沉了，六人失踪。北海第一飞行救助队到了现场，除了碎片，就发现一条狗，爬在一块小木板上。机长潘伟说，先救人要紧。可盘旋20分钟，一个人都没发现。

潘伟曾在北一飞干过多年队长，现在是交通部救捞局总工程师，负责全国四个救助飞行队的指挥和培训。

返航的时候，油量已经不多，但狗还在，救生员王浩说，狗也是一条命啊。救上来的时候，小狗四肢冻得不能动弹，王浩给它又搓又揉。一开始在飞行队怕生，喂水都不喝，过了三天就跟人撒欢了。队员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命，大难不死的意思。

生死相依

用“生死相依”形容救捞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为过。救援队施行半军事化管理，365天随时在待命，跟队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还久。在救援中，他们连命都要交给对方。

有时候，队里的人也会闹点矛盾，时任北一飞队长潘伟遇到这种事就会冲他们一顿痛骂：“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为了这点小事值得吗？”

在潜水界有个说法，叫上阵父子兵，意思是，特别信赖的人才能一起战斗。在没有水下对讲机、要靠拉绳打信号的年代，这个说法更加贴切。

拉绳拉两下代表往下放，三下是上升，一下是停。别小看了这最简单的信号。有回，王金锋拉了三下，但岸上队友仍然是往下放。老王感觉氧气快没了，不得不自己顺着绳子上了岸。

如果不是队友的提醒，程延达有次差点在水下回不来。有年冬天，外头太冷，供气管结了冰，气供不上，是岸上的队友立刻通知程延达赶紧出水。现在，程延达跟队友有时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什么意思。

一个潜水员在水下作业三个钟头，岸上的人心也一直提着。他们中有看显示屏的，对讲的，拉绳的，盯氧气瓶的。不看到队友平安出水，心就总是悬着。“老是担心下边的人会不会被刮到，被渔网缠住。”程延达说。

对于飞行队而言，救生员的性命在绞车手手里。作为救生员和机长之间的桥梁，绞车手的角色相当关键。“如果对救生员的手势和眼神领会错了，给机长反馈回来的操控指令是错的，会要了救生员的命。”潘伟说。

北一飞救生员王浩说，一个机组五个人，就是像五根手指一样，一个人犯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人。

救助强调团队作战。作为机长，不光要会飞，还考验他的应急能力、指挥能力和心理素质。在给飞行队督查时，潘伟经常对机长们讲这样一句话：“一个优秀的机长必须有处境意识，要把自己尽可能放在安全的地方，别把自己放到死胡同里面。”

但在狂风巨浪中，既要保证团队的安全，又要执行救援任务，这种矛盾，北海救助局112号救助船的大副隋小虎也不止一次体会过。在救助船上，船长相当于总指挥，大副相当于前方作战指挥，负责后甲板的救援。

“太在乎水手的安全，就会畏首畏尾，但无畏往前冲也不行。”隋小虎说，他的办法是，每次出任务前，认真检查水手们的救生衣和保温服有没有穿好，用来固定水手的两道安全绳有没有问题……

但更重要的安全保障还是日常训练。一本密密麻麻的日志本上记录着北海救112号船训练的内容。2013年7月18日那天的日志这样记录：早上8点到10点，全体船员进行收放高速救助艇的训练，下午2点到4点，轮机部人员学习各类油料的使用管理要求……

“就好比种麦子，几年不种可能就忘记了。”隋小虎说。

对于管理层来说，不断从失败案例中总结教训，是他们提高救助水准并保证兄弟们安全的重要手段。救捞系统每年都会组织案例研讨会。

梁立坚举例说，南海救助局一次救援中，人都救上来了，几个渔民因为舍不得船上的东西，又返回船上去拿，虽然最后几个人在沉船的刹那安全返回，但梁立坚还是把参与救援的同事骂了一通：“让渔民返船是重大失误，这种情况以后不允许发生。”

2013年1月，某飞行队在一次救助中，因为风浪太大，救生员几次定点下降失败，最终放弃返航。但潘伟看录像后讲评说：“这种情况是有办法的。救生员可以带一个牵引绳，在高空放下去，让船上的人拉着，减小摆动，救生员再顺着牵引绳下去。”

不抛弃，不放弃

在外人眼中，海上救捞人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个可以力挽狂澜的英雄，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的确获得过各种表彰。但是问起干这行的初衷，他们的回答再朴实不过：“既然吃了这碗饭，就得对得起这份职业。”

跟许多人一样，梁立坚当初也是为了养家糊口才进救捞队的。梁立坚小时候家里穷，听说救捞队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省下30块钱接济家里，就来了。但各种不适应很快接踵而来：晕船、难以想象的危险、想家、孤独……

这是每个救捞人都会面临的困境。广东打捞局华天龙起重船政委吴体康记得，有个船员马上就要结婚了，却因为有任务要出发，他老婆只能抓来一只公鸡拜堂。后来老婆生小孩、中风，他也都没在身边。

“你回想一下，如果你在海上遇险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是不是急切希望有人早一秒钟来救你。”这位船员的一番话让吴体康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就是救人的，这是应该做的。”

也有人是为了活得更有意义而来。潘伟到北一飞之前，已经是部队里的飞行大队大队长，正营级军官。转业那会，很多航空公司以高薪挖他，他都拒绝了。“虽然待遇高点，但跟部队也差不多，但搞救助更有意义，更有挑战性。”

在北一飞，潘伟挑战过许多不可能的极限，很多救援都是日常训练中没有碰到过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刀尖上跳芭蕾”。

有一回，一艘俄罗斯的帆船上有人患了急性阑尾炎，但帆船桅杆太高，转了两圈都没找到救生员下落的点，正准备撤的时候，他想了一招：贴着桅杆把救生员放下，桅杆跟钢索都是垂直的，即便救生员蹭一下也没有什么危险。平常的作业高度只有20米，但那次接近80米的高度，飞机控制很不稳定，一直在晃。最终总算有惊无险。

就像部队打仗一样，领导在第一时间冲锋在前，还能临危不乱，也许是在这支薪水不高、风险极高的队伍愿意一直待下去的关键。

这个传统早在30年前就已经留下。吴体康回忆，1979年，广州救捞局派船去拖南海3号，风浪太大，缆绳怎么打都打不上去，必须靠救生艇拖过去，船政委亲自带水手下船，放艇的时候，很多船员都落泪，因为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让广州救捞局原党委书记胡伟明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救援发生在1984年。当时，广州救捞局的一条船在平潭岛南边触礁，工程队派人去抢修，他亲自去帮忙。给工人做饭，搬运水泥，守了三天三夜。

“如果你能够跟兄弟们一起冲，一起干，一起顶得住，才是好样的，你回去跟他们能够混到一块，你说话有人听。”胡伟明说，这支队伍逐渐养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谁能顶住风浪，谁能吃苦耐劳，谁就是英雄好汉。

干了十几年的队长，只要有潜水员在现场作业，烟台打捞局原潜水队队长于军都从不睡觉。“也就是帮着分析水下情况，碰到缓坡、水流，提个醒什么。”于军说，一个工程干下来，不是为了立多大的功，而是希望兄弟们都能平平安安的。

沉船捞上来的那一刻，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于军说，“大家所有的压抑、辛苦，感觉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