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午饭时间，楼上飞下一个塑料袋，刚好被14楼防盗窗的不锈钢尖角刺破，结果，袋子里装的大便如同天女散花一样，撒得到处都是。”
不过，51岁的杨阿姨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其实很理解那些年轻的群租者，知道他们来上海打拼并不容易。她甚至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和租客不存在利益冲突，我们整治的对象是二房东。”
在两湾城，二房东的出现与四期璀璨天城的销售紧密相关。此前，这期房屋分几次开盘。2004年，上海房价疯涨，两湾城二手房被炒到高位，这使得当时正在出售的璀璨天城吸引了大批投资客，而且，开发商也几度携盘到温州推广，几次参加温州房展会。
此后，上海楼市急冻，投资客炒卖受阻，进而转售为租。这时，有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把毛坯房租下，简单装修、隔成多间，然后转手出租，赚取利差。
杨阿姨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二房东租得一间大户型需要7000多元，如果把房子分成十几间，每间转租1000元—2000元不等，每月会有近两万块的收入，净赚一万三。而这些人手头通常握有几十套房源，那么，每个月就能坐收几十万。“凡是看过群租房的人都知道，二房东不是为租客谋福利，而是赚黑心钱。我们就是要打断这种黑金链条。”
而多位业主还向时代周报记者反映，两湾城的二房东以福建人居多，不少人就租住在这个小区，以收租为职业，而且，如今已形成一个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团体，不仅非常团结，还具有某些黑社会的做派。
据称，早前，每个福建籍二房东都会按照每套房子每月50块的标准上缴“保护费”，收取者以此打点、处理与各方的关系。
有了这层“保护”后，二房东如果察觉到利益受损，便有胆施以恐吓。时代周报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潭路100弄314号、320号、330号、336号以及远景路97弄8号五栋楼的业主先后成立楼管会，整治群租。而这个过程中，很多楼管会成员都曾遭到打击报复。
政府在哪里？
2012年11月，吴师傅所在的330号楼楼管会召开了第一次整治群租的会议。“为了躲避二房东，我们聚在一个咖啡馆的包厢里，就和地下党接头似的。”
此后，330号楼接受了与其他四栋楼类似的“改造”：首先，安装“智能梯控”系统。这是一种电梯控制技术，即在原有的电梯上安装一个类似“门禁”的装置，只有刷卡后电梯才会启动，而且每张卡只能将业主送到自己居住的楼面。
其次，在已经实施的门禁制度（即住户必须凭借门禁卡出入大楼）的基础上，楼管会根据多年的经验，研究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对于门禁卡的办卡数量，一般三房不超过4张，四房不超过5张，且门禁卡实行实名制，只发给实际居住的租客，而租客办卡需征得房屋产权人（大房东）的书面同意后，持身份证件、租房合同到派出所办理临时居住人员信息采集证明，然后凭楼管会的审核回执，到物业公司办卡，且门禁卡上需印有办卡租客的姓名、照片、入住房间等信息。
与此同时，每天晚上7点至9点，楼管会还会安排人员到一楼大堂值班，防止有人破坏门禁制度。
这整套措施正是9月2日314号楼发生斗殴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据时代周报了解，当晚，值班人员在检查门禁卡时遇到一名带着租客上楼的孕妇二房东，二房东拒绝出示租客的门禁卡。这时，两名正要出门散步的老夫妻对租客及二房东提出质疑，并引发口角。
随后，楼外的20余名二房东闻声进入大厅，以业主推搡孕妇为由，围攻包括上述老夫妻在内的多名业主、楼管会成员以及前来劝架的其他住宅楼的业主。
9月23日，当时代周报记者与两湾城的多位二房东联系时，他们大多避之不及。而其中一位安徽籍二房东则简要地强调了一点，内环内楼盘的租金价格太高，一些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低收入人群对群租存在需求，“我们的生意只是一种市场行为。”
对此，两湾城的一位老业主告诉时代周报，“多年来，由于群租猖獗，业主遭了很多罪，而且这个小区的房价也因此低于相同地段的楼盘。当然，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很重要，但这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素来观点犀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一些大城市，政府应当允许在中心城区建设贫民窟，换言之也就是廉租房、保障房。
“因为租不起房才会群租，在目前房价高、工资低的背景下，这是低收入人群的必然选择。如果政府不建设贫民窟，那么，结果就是他们四处群租，满世界地搞贫民窟。而且，这个贫民窟不能建到城郊去，否则，他们没办法上班，依然会回到中心城区群租。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是富人住在郊区，贫民占据市中心的贫民窟。但在中国，政府显然舍不得这么做。”顾骏说。
事实上至今，中潭路两旁，甚至是两湾城的公交亭、大树脚下，写着群租信息的塑料板随处可见。而若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无法缓解，租客、二房东和业主这三方的博弈即便在两湾城被高压“消灭”，也会在上海别的小区里爆发。
然而对怀揣上海梦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并不重要。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韩玮 黄金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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