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挪用”胡适，一如胡适“挪用” 杜威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东方早报：《日正当中》没有按照年代顺序来写胡适生活和学术经历，而是以一个个专题写这十年的胡适。采用这种写法的原因是什么？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的写作规划，从第一部开始，就是编年与论题交叉的写法。《璞玉成璧》比较容易以编年为经，论题为纬，因为从他出生、成长、到上海受教育、然后再到美国留学，这些阶段都自成单元，编年与论题的经纬很自然地可以按阶段入位。《日正当中》就不同了。顾名思义，这是胡适一生学术与思想光芒四射的巅峰。如果我过于顾及到编年的经，论题的纬就必然会漫散支裂到重复而且不能一气呵成的地步；反之，如果我过于顾及到主题的纬，则编年的经就会断裂到不复存在的地步。我在《日正当中》里对这个经纬交叉的规划，自然一定有可以斟酌的地方。我所希望的是，即使编年的经似乎亟亟有不绝如缕之危，但那纵贯于经的论题的纬，却能够回过头来，扮演维系那编年之经的角色。要为胡适这么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四面八方的人物作传，纯粹以时间顺序来叙述的方式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要那样写，我们姑且用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来作想象：“话说胡适到北大讲中国哲学，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掉了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为什么说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呢？让我们看看他《中国哲学史大纲》说的是些什么？跟杜威实验主义的关系又是如何？以便分晓。”这种叙述到哪个阶段，就分析诠释那个阶段的思想的写法，固然可以顾及到“同时性”，但其在叙述上所造成的支裂性，并不一定会少于我编年与论题交叉的写法。叙述是艺术，讲求不易。

书写不一样的胡适

东方早报：这些年，胡适研究在国内非常热门，诸多思想史和近现代史学者言必出胡适和胡适的自由主义，但在《日正当中》里，你写的胡适似乎和国内学者言说的胡适是两个人，至少不是同一个人。你怎么看这个差异？

江勇振：近年来中国的胡适研究是翻案史学的一个典型。其所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时代氛围。我在书里指出了这个时代氛围的两个面向：一个是翻案平反的热切；另外一个是对思想禁锢的反思。由于从1950年代清算胡适斗争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为止，胡适一直被打成一个负面的人物，翻案平反很自然地就成为改革开放以后胡适研究的主流。随着思想空间的扩大，翻案平反之风，又与对思想禁锢的反思合流。

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知识本来就是要被挪用的，而翻案史学就是挪用的体现。如果许多中国的学者以及知识分子，言必称自由主义，言必称胡适如何，这就是挪用。胡适能被挪用，就表示他的思想有挪用的价值与说服力。在众声喧哗的后现代化社会里，凡是能够掌握资源、取得发言地位的人，从书籍、文章、到微博，都在各取所需地挪用着知识与资讯。我们想要了解作为翻案史学、追求改革开放的胡适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就必须从这个时代氛围的脉络来着手。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这样一种对待胡适的研究方法，是否也成了胡适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瓶颈？

江勇振：由于研究胡适的动力在于古为今用，在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寻找历史的先例与理论的基础，因此，胡适的心路历程、思想形成变化的轨迹，就不是重点，不是大家所措意的所在。大家的目的都是在挖掘、阐明、发扬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其结果就是我在《日正当中》里所批判的“胡适说过就算主义”。如果我笔下的胡适和当今中国学者笔下的胡适判若两人，那就是因为我既不做翻案史学，也不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寻求理论基础。

不是“还原”

胡适“本来的面目”

东方早报：《日正当中》写的是1917年至1927年的胡适，这是胡适一生中“日正当中”的年代，如日中天的十年，引爆新文化运动、参与社会讨论、参与思想和政治争论、争夺文化霸权等。可是，在你的书中，你更多是在考据胡适到底做了什么。我注意到，其他对胡适这十年的描述都充满激情，而你恰恰非常冷静。你怎么看这样的差异？

江勇振：“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如是说。每一个人研究、写作历史，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如果我描写胡适“日正当中”的这一段跟历来胡适传记不同，这一方面反映出我跟那些作者是处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时代氛围之下。如果他们充满着情感，而我看似非常冷静，那是因为他们有那种翻案史学，以及追求中国改革开放的热切的促因。对我而言，研究胡适完全是从我个人学术研究的兴趣出发的。我生活在美国，我的人生际遇，我的生活环境，我的所思所想，型塑了我的个人，也影响了我看问题、诠释问题的角度和立场。

在另一方面，如果我的胡适研究迥异于历来的胡适研究，这也反映了方法上的不同。我在《璞玉成璧》与《日正当中》里，已经一再地强调：作为一个深知他会“不朽”的名人，胡适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为后来要为他作传的人留下了传记的模本。他的《四十自述》、《留学日记》，以及其他零星的回忆，都是他为立传者所铺设的架构。我们不得不佩服胡适的先见之明，以及他自传写作的成功。试看：历来为胡适立传的人，哪一个人不是亦步亦趋，依循着胡适立好的模本、架构，按部就班地描红、发挥、引申。我既然超越了胡适为他自己的传记所留下来的模本，我自然就不会使用他所立下来的架构。

东方早报：《日正当中》的重点是搜寻胡适学术研究的历程，通过具体材料指出了胡适在学术研究上的诸多问题，比如他对杜威、赫胥黎、易卜生等人学术观点的误用、挪用，这种厘清对胡适研究的意义在哪里？可能会有学者认为，你这种做法是在为胡适“去魅”？

江勇振：对我而言，胡适是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我跟许多人一样，钦佩景仰他。然而，钦佩景仰不同于崇拜。胡适从来就不是我的偶像。同时，我从前也没有体会到胡适可以是许多人的偶像。因此，“为胡适去魅”，我从来就没想过。事实上，我是在写了《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以后，才开始体会到我亵渎了一些人心目中的偶像。接着，等到我的《璞玉成璧》出版以后，才开始体会到我对胡适的分析，可能会由于被人挪用、诠释的关系，而莫名地踩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之争的地雷。然而，这是无可避免的事。

我在《舍我其谁：胡适》已经出版的两部里，一再说明史学所从事的，不是所谓“还原”、“求本来面目”的工作。所有的知识都是建构的产物。试想：如果连胡适自己所写的《四十自述》都是建构的产物，我们要去“还原”、求什么意义之下的胡适的“本来”的面目呢？库恩在1962年所提出的那脍炙人口的“典范”的观念，到今天仍然具有启发的意义。胡适研究如果要能有新意，那绝不是因为它“还原”了胡适“本来的面目”，而是典范转移的结果。我笔下的胡适，是我个人的学养、立场，以及所处社会的思想氛围的产物。将来的学者会有他们的学养、立场，及其所处的时代氛围，他们笔下的胡适必然又会有所不同。重点是，那不是因为他们更真实地“还原”了胡适“本来的面目”，而是典范又转移了。

近代知识分子

都具有强烈 “实用”意识

东方早报：胡适的学术研究带有相当强的“实用”意识，排除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你是否理解胡适的这一做法？

江勇振：我理解你在此所用的“实用”，完全不是胡适口中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我完全相信胡适有相当强烈的“实用”的意识。 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实用”意识。从前哈佛大学的史华慈教授研究严复所得出的结论“寻求富强”，我觉得对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有很大的说服力的。诚然，我在《璞玉成璧》里批评了史华慈这种诠释有简单化的弊病。我说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干净利落，而是盘根错节、难以归类定位。它可以游离于现代化了的“法家”、“儒家”理念之间，也可以附丽于西方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甚至更可以附丽于开明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然而，即使史华慈的“寻求富强”说不能用来说明胡适思想的基调，我还是认为他的论点在诠释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胡适在那个年代，误用、挪用杜威等人的观点，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意义在哪里？

江勇振：胡适会服膺并挪用实验主义是可以理解的。我在《日正当中》里说：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实验主义对胡适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这也可以用来回应你所说的胡适挪用杜威等人思想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实验主义不但放眼未来，而且认为“本体”是可以用人类的意志与创造力去型塑改变的。杜威认为人类具有改变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潜能。智力可以让我们的行为更加明智。这种明智的行为不但可以改善环境也可以提升自我。对于一心一意想要为中国寻找出路的胡适来说，实验主义对未来所给予的希望，无异于是一种彻底的解放。从胡适的角度看去，实验主义跟传统欧洲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那种放眼未来、用智慧与意志来改变世界的哲学。这种开放、创造的哲学，再加上詹姆士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淑世主义，是一种希望的哲学，是一种未来尽其在我的哲学。

东方早报：回到胡适这个人。在《日正当中》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胡适是一个非常矛盾、易变的人，无论是他的学术研究还是政治观点，你怎么看他的这种前后不一的行事风格？

江勇振：胡适诚然如你所指出的（那样），复杂、充满矛盾、易变。这些特点也是大不同于历来大家对胡适的刻板印象。胡适这个人值得研究，不只是因为他有名、具有绝大的影响力，而且因为所有他这些复杂、矛盾、易变的特征，泰半都可以在他“男性的扮相”的脉络之下得到解释。我在《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以及《舍我其谁：胡适》里，都一再地强调胡适在“私”领域与“公”领域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其实是有交集地存在的。私领域里的行为，包括婚姻与爱情，与公领域里的行为，从待人接物、政治参与到国际关系，都必须遵循同样一个行为的准则，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这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就是胡适男性扮相的写照。从这个脉络来看胡适，他许多看起来似乎是矛盾、易变的行为，其实是有其脉络可循的。比如说，历来大家都喜欢说胡适反对学生运动。其实，他所反对的不是运动的本身，而是那违反了他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的行为。同样地，胡适所反对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如果那革命的行为背离了他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他才反对）。胡适留美的时候如此，他回到中国以后如此，他中年、晚年以后仍然如此。

东方早报：在《日正当中》最后一章《帝国主义，东西方文化》里，你分析了胡适“右倾”激进化的历程，并反驳了国内部分学者认为胡适一度亲苏的观点。从胡适传前两部中可以看出，胡适的思想由美国求学时的激进到回国后的逐步保守，以及在政治上的逐渐“右倾”的轨迹，胡适这种思想的演变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现状有何关系？

江勇振：胡适的一生是一个从激进到保守的历程。大多数人都误以为胡适一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许多崇拜胡适的人最爱礼赞的一直都是他的温和、容忍、和平、理性。因此，当他们发现胡适在1926-1927年间游欧的时候居然曾经称赞过俄国，他们就认为那是因为胡适一时糊涂，而犯了“左倾”急惊风的毛病。我在《日正当中》详细地分析了胡适当时一度激进的来龙去脉，而且说明了他当时的激进不是“左倾”，而是法西斯的“右倾”，这大概是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那些视胡适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宗师的人，绝对不能想象胡适居然会礼赞国民党的法西斯组织，居然会礼赞国民党作为政府、军队的领袖、老师、灵魂，和大脑的伟大。

胡适的思想从激进到保守的的演变，是否与当时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现状有关？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胡适一度倾向法西斯的事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就像我在《日正当中》里所说明的，五卅惨案、政党组织在国民党的兴起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促因。我在书中征引了英国的谢福芸女爵与胡适的对话。谢福芸问胡适说：“要是 赤色 的革命分子席卷了中国？你可能会是他们刀下的亡魂。” 胡适回答说：“那就让它发生吧！如果国家会因而进步，我可以死而无憾。”一个曾经写了易卜生主义，提倡过“先救出自己”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会转而愿意作为国家主义刀下的亡魂！这只有在革命袭人的氛围之下可以理解。

然而，胡适逐渐迈向保守也有他在思想上的轨迹可寻。我在《璞玉成璧》和《日正当中》里，已经一步一步地分析描绘出胡适逐步迈向保守的轨迹。我在下一部里，会更着重描绘胡适走向保守终局的外在与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