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就是那个小丑”——真人秀中的评委导师秀

史学东

电视大片火热上演，大牌巨星酣战不已，一场真人秀，半场导师秀，可是评估2013年前三季度巨资打造的评委席，整体表现可谓良莠不齐，乏善可陈。

当《快乐男声》的“V神”范冰冰和谢霆锋可以合坐一把椅子，当《中国梦之声》的韩红在直播中质疑“我的一票有那么重要吗”，当《中国好声音》的汪峰执着询问“梦想”遭舆论嘲笑……各大节目中评委席的戏份，在草根百姓的才艺之外引人瞩目。由大牌上演的真人秀固然夺人眼球，但不在流程框架下的出牌，没有文化准备的我行我素，对电视大片整体诉求的偏离也显而易见。

大牌与否，和大片的制作成本有关；大牌过后，却与节目内涵品质有关，是超越成本与模式的软实力。从海外模式舶来的真人秀评委角色定位：所谓“甜心”、“老炮”、“二货”和“异种”，在已落幕的国内电视大片中，概念大于内涵，气场大于本质，几近虚火伤身。大型真人秀从初期抢夺大牌明星，到中期未能有效专业地“运营”他们，瑕瑜互见，暗伤不断。那么，那些享尽荧屏话语权的演艺巨星们，是否真的Hold住了节目？

症状一：相敬如宾，浅尝辄止

郑钧、罗大佑、章子怡、陈奕迅，《中国最强音》的四位导师最初的格局，通盘几乎无一次实际意义的音乐态度上的分歧。在6月上旬的“逆袭战”第三战中，罗大佑批评章子怡旗下学员曾一鸣，“我听不到他对乐队老师的尊重”，全场静听，数分钟无人回应，造成这位音乐大拿孤掌难鸣，反复咀嚼“我听不到尊重”。5分钟后，章子怡才“幡然醒悟”，终于坐不住，在罗大佑的喋喋不休中，玉掌击桌，飙泪离场。后来，主持人请她回座，温和到底的郑钧、自我搞怪的陈奕迅也只是含蓄飘过；虽然如此，章子怡，这位活在电影胶片里的一线女星，终于在真人秀的电视大片语境里，出演了没有预设台词的一场情感大戏，在三位不咸不淡的音乐男人中，演员的优势在终场前突围。

症状二：卖萌有理，放电无罪

当韩红和黄晓明在《中国梦之声》大半赛程中演绎出一对 “皇上”和“嬛嬛”关系时，已经将这一评委席定义“卖萌的秀场”大于了“偶像的考场”。从乐此不疲的无意到反复操练的有意，这一过程，既考量了评委本身的趣味，也见证了节目组的部分诉求。万幸，在评委这门课中，应该恭喜“放电大拿”黄晓明同学，终于自学成才了。

今年6月22日晚的20强晋级赛中，许诺、包文熙两位男生互飙一曲《趁早》之后，包文熙表达对PK方许诺的“不满”。韩红当即表态，“你不用觉得会得罪谁，你谁也不会得罪。”她的淡定，比之前任何一次“御姐控”更有气场，而被定位“二萌”的黄晓明则凤凰涅槃，一锤定音，“有一句话说，两虎相争，勇者胜，但是我现在觉得，两虎相争，忍者胜。”黄晓明敏感地把握住了机会，用“忍者胜”表明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他的价值观与人格魅力，第一次从偶像漂亮的面容中生成出了思想的独立张扬。他也为这一过度娱乐的评委席，抹去了多次插科打诨式的碌碌无为，以及一些欲擒故纵的宣判戏码。

症状三：文化隔阂，中庸范式

上半年，来自台湾的“民谣教父”罗大佑和“综艺教父”王伟忠，分别坐镇《中国最强音》、《中国梦之声》，他们的用心，较之曾笼罩于身的传播意义上的光环，也只得“差强人意”四个字。罗大佑具备音乐态度，但在电视真人秀即兴聚焦中显得复杂。痛批选手曾一鸣一役，他的借题发挥与极尽能事，已不仅陷于两地的文化隔阂，而基于其不曾在电视观众前表露过性情与格局。王伟忠被以“家长”定位，但他亲手捧出的偶像，大小S、黑人、陈汉典等，都是台湾的娱乐尖兵，倘若以此认定他可以无缝对接大陆众生相，那么其在“梦之声”显示出的中庸范式更近于明哲保身。整季节目中，王伟忠太多的周全，错失了一次又一次“亮剑”的机遇，如此保守稳健，真的是制作方的期盼吗？还有一位像“福娃”一样出现在《顶级厨师》里的李宗盛，以及第四季《中国达人秀》出现的“小清新”式窦文涛，他们个人的文化机理似乎都与节目的语境保持着患得患失。

睡吧，睡吧，有的评委已经觉醒，有的却还在沉睡。我所定义的电视大片导师席，没有彬彬有礼的嘉宾，没有气氛融洽的看客，较之选手，他们更是真人秀“较真”的一分子。而评委之间的关系有时和恋人关系相似：“羞于争执”比“激烈吵架”显得没有诚意；“刻意冲突”比之“耐心分享”则丧失了操守底蕴。

“不用和我们讲故事了，”记得崔永元在第三季《中国达人秀》半决赛时对沟通故事的导演说，“我只要掌握这个节目的逻辑就可以了。那么，请告诉我 达人秀 的逻辑是什么？”然后，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我们见证了崔永元评点台湾扯铃达人的经典桥段，他问宋佳政：“你为什么扮小丑？是否小时候特别内向？”宋佳政回答：“是的。”

崔永元一如往常地平静说道：“大家都知道我得过抑郁症，医生让我经常去看看小丑表演，其实我就是那个小丑，我可以断定经常化装成小丑的人内心是不快乐的，别看我们今天化妆成这样，生活中可能也是小丑，小丑也可以是人间天使，给别人和自己带来快乐。”在宋佳政涂满颜料的小丑脸谱上，画着一颗静止的巨大的泪滴，而他的眼泪已经在心底流下。小崔用自己的人文情怀和体察入微，为台上达人炫技之后的惶恐做了温暖而有力的支撑。这一刻，他担当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梦想推手，也成就了《中国达人秀》的最终“逻辑”。

“其实我就是那个小丑”。即使到了2013电视大片风起云涌之时，此语依然发人深省。因为，即使面对的是素昧平生的平民草根，这位国内顶尖主持人亦能掀开他的脸谱，用自己的情怀缩短与舞台的距离，而不是将“评委”身份高高架起。

真的性情，是那些勇于“搁进去”的自己，绝非一些评委任性的“率真”。这一点，作为导师的刘欢在第一季《中国好声音》中做了最佳诠释，当扮作女侠的歌者董贞羞于撩开面纱，他摔帽而起铿锵有力地说道：“姑娘，唱歌与长相没那么大关系，我刘欢长成这样子，在中国流行乐坛唱了快30年！也有很多人说不要看到我的长相，但是没有关系，我到现在还站在中国的流行歌坛上！”刘欢的眼神直视着董贞，也洞穿了千万块泛娱乐的荧屏。

越走向“真人”，就越面对自我。评委或导师的最大逻辑，是用秉悟与直觉来弥合“真实”的侧面，用洞察与真诚来修建“真人”的立体。出色的评委导师，不会把自己当作审判者，或成全梦想的上帝，而会自觉成为舞台上寻找彼此的信使，去填补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无形沟壑。

于是，我们终于读懂了“孔雀之后”杨丽萍，她在《舞林争霸》中何其无奈而勇敢地绽放更优美的人性。“其实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谁给我们权力在这里审视这么好的舞者？无非就是我们比他们多跳了几年舞，然后我们坐在这里对好的舞者指手画脚，我刚才有一会儿真的很惭愧，你是我们的一分子，我真的很尊敬你……”面对一位籍籍无名的新疆舞者吐尔洪江，一位顶级舞蹈家的“惭愧”，让更多人懂得了致敬的意义。

如同刘欢的“冲冠一怒”，如同崔永元的自比“小丑”，三大节目中出现的经典桥段何其神似！他们的文化，决定了情怀；他们的情怀，决定了人性触摸的高度；他们的高度，决定了节目的意味与格局。

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现场，在导师席悲喜交加的碰撞之后，总有汪峰冷静的声音响起，“那么，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很多人都说用生命唱歌，你有什么特别？”他用了N种句法探索秀场的来客，他用最大的耐心挖掘声音的动机，他让节目的气质止于喧哗，穿行浮躁，他让陌生的心跳确立自信……罗大佑、金星，作为性情中人的专业评委，时而被充当“毒蛇”，但是他们勇于剖开选手，却更多与己无关；王伟忠、郑钧安全地扮演自己，说着永远正确的 “行话”；李玟、陈奕迅、陈小春维持自我边界，但是作为评委，他们也仅仅体现打酱油的水准……

刘欢摔下了帽子，崔永元卸下了面具，杨丽萍质疑自己……他们因示弱而强大，他们因简单而深厚。悲天悯人或举重若轻，真人秀是“真”学，真人秀也是“人”学——关于“真”和“人”的学问。

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日前公布的《201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成果》中，在“观众最喜欢看什么”一栏数据显示，位居第一的是“老百姓的表演”，接近33%。数据已然告诉我们，谁是荧屏的当然主角，谁是他们的光鲜配角。那么，大牌是秀自己，还是帮着舞台的主角秀他们，高下立现。

评委席的成色，既取决于评委自身的修为和悟性，更取决于节目的构念与人文支撑，它立于豪华制作之上，立于赛制流程之上，是真人秀成为大片的真正标志。隐身于他们背后的编导，是否掌握“节目逻辑”，更是一场深厚的内力较量，考验着团队的文化底气与水准。越来越多电视大片做到了技术品相的光鲜靓丽，但其内力的散漫已使节目黯然销魂，这也许是许多节目制作方都需意识到的一场文化竞技。

功夫在诗外。大腕现身电视大片，百姓艺人扎堆舞台，中国梦的电视形态，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放狠话，煽悲情，显身手，明星大牌的身份，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开始去理解对面的小人物；买模式，注巨资，博收视，电视大片的要义，不是攀比大牌，而是真诚地去传播时代的细节。

(本文作者著有《电视大片的真相》一书)

评委或导师的最大逻辑，是用秉悟与直觉来弥合“真实”的侧面，用洞察与真诚来修建“真人”的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