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熊:三十年来篆刻的进步大于书法和绘画

2013-09-12 05:47:50 来源: 时代周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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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熊

1949年生于西安,在诗、书、画、印上皆有成就。陕西省书协名誉主席、西安终南印社社长。出版有《赵熊篆刻集》、《米芾蜀素帖技法赏析》、《怎样学隶书》、《篆刻十讲》、《中国篆刻百家·赵熊卷》、《风过耳堂吟稿》、《明道若昧—赵熊选刻道德经》、《境由心造—赵熊诗文书法篆刻集》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西安

赵熊的书斋名为“风过耳堂”,每天刻印、写字、画画,偶尔写诗,与朋友唱和。他有和朋友诗云:“六十年来住旧京,红尘惯看变流行。短长浓淡真人秀,荣辱浮沉假道情。声色绵绵亡犬马,江河滚滚损雄英。云烟未绝群峰乱,但眺青山不问名。”

1949年2月1日,赵熊生于西安。祖籍绍兴,在道光年间,祖上考中进士到西安当官,从此定居。赵熊的父亲做了一辈子银行工作,总是鼓励儿子多读书。赵熊喜欢书画,后来大伯带他拜陈少默为师学习书法篆刻。

少时个性比较内向,赵熊常常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拿块石头刻刻印章,随便画一画,家里人都说这个小孩在做正经事,不去打扰他。赵熊说:“书法如果有童子功当然最好。按我的理解,对当代人讲童子功,好像说天书一样。因为现代生活的环境已经不是用毛笔书写,而是一个硬笔时代甚至就是一个键盘时代,连硬笔都不愿意写。但是,学书法越早越好,相当于一张白纸,按照正式的法度,落的毛病比较少,上正路比较快。年纪越大,积习越深,自己有很多不好的书写习惯,再要进入传统的技法层面上学习,两者经常要互相拧劲。从这一点讲,童子功恐怕有意义。”

赵熊读初中时,新来一位班主任,主张学生每星期写几张毛笔字,当作业一样。这正好和赵熊当时的心态切合在一起,他开始比较自觉地临习字帖。1965年初中毕业,赵熊报考西安美院附中,专业课通过了,到最后综合审查却没有通过,也没有任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开始,赵熊应要求写大字报、画漫画。他回忆:“我们当时就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用篆刻的形式,刻点毛主席诗词,刻点豪言壮语,全都放到批判专栏上去。在陕西,‘文革’期间反倒是以革命的名义,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一些艺术传统。”

赵熊在小节上比较随便,大节没考验过。从小学五六年级一直到初中,操行评语上经常是“不拘小节”。“文革”时兴“忠字画”,画家向毛主席献忠心,赵熊说:“对毛主席忠,要真正地忠在心里。”这种性格使他受过挫折,反倒刺激了他,使他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喜欢的书法篆刻上,远离政治。“文革”爆发不久,朋友送他一本《道德经》,他读了,感觉很能安抚自己的心灵。他曾在一把扇子上写了四个字:“居地心渊”,这是老子的话:“居善地,心善渊。”有一位原来的小学校长看了以后很吃惊,问他:“你敢写这个东西,你真能做到这样?”

赵熊学篆刻比书法稍晚,因为当年字帖比较好找,印谱难找。他从学习秦汉印开始,“秦汉印是正大气象。学术界认为秦汉印是中国印章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以前将古玺印排除在外,认为还不够成熟。实际上,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秦汉印以前的古玺印里也有很多好作品,是另一种气象,另一个高度。”他说。

赵熊的印艺独具一格,他是西安印坛最有影响的终南印社社长,却与时风不太同流:“因为我不太和官场联系,和企业家联系也不太多。这是我性格中的缺点,所以这个印社的发展现在也有很多困惑。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文人雅事,好像也不宜跟钱和权离得太近。如果跟钱和权离得太近,人文的精神和风骨可能要受点影响。但是不跟钱和权离得太近,客观上肯定影响这个社团的发展,得到的支持可能不够。”

尽管性格淡泊,赵熊对社会万象却十分关心。他说:“从历史上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在哪一个历史阶段,能够像中国在近三十年来有这样大跨度的提升。就像一个人,如果超常生长,那肯定是好多营养都跟不上。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弊病,比如说现在幼儿园的老师扇小孩耳光,少年为了要钱去电子游戏厅打游戏而杀死自己的奶奶,种种乱象的根本问题恐怕还在文化上。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分地注重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和文化之间有点失衡。信仰迷失导致道德低下,道德低下直接造成人性丧失。书法、篆刻、绘画、诗词,这些文学艺术形式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但这种‘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

赵熊曾写过《砚边有思》:“濡朱染墨此生残,换取霜丝意坦然。成败丑妍皆幻象,人褒人贬是因缘。”他觉得在“风过耳堂”最好的状态是没人敲门,没有电话,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艺术世界里。他笑道:“如果中央台来采访我,问我幸福不幸福,我肯定要说幸福。我比较容易满足,也没有什么大志,所以感觉还是很幸福。”

“连繁体字都认不全,如何认篆书”

篆刻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时代周报:你最初喜欢印章是什么样的因缘?

赵熊:和家里的影响有关系,因为家里有我祖父留的石头,他是想刻来着,还没来得及刻,有请别人刻的印章。他还买了一套刻刀,后来我们这些小弟兄都玩。刻得不好用砂纸沙沙沙磨了以后又可以从头来,这也和十多岁的心智有关系。刻刀再往深里刻的时候,我就逐渐发现印章里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按照秦汉印就是寸印,基本上就是二到三公分,在一方很有限的尺寸里命题。因为刻的是人的名字,我不能给人家改名字,所以这个命题有限制。在这个限制当中还要使自己相对自由,做到最大限度的精彩,实际上这和印章一模一样。加上字与字之间要互相调配,讲究和谐,但是在和谐的前提下怎么样去生成很多的变化,这不是和人生完全是一回事嘛。

如果按照西方的美术理论来理解,中国的书法篆刻称不上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依靠的是汉字,而文字是工具。换句话说,艺术形式离不开工具性的制约,就不可能纯粹自由,就是戴着脚镣手铐在跳舞。它不像绘画,绘画里面有写意画,没人去数你这朵花是多一瓣还是少一瓣,没有人去注意你这片叶子是长了还是短了。但书法不行,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这个东西做好。

时代周报:你从学秦汉印入手,后来有没有专门学过哪几家?

赵熊:说起来学秦汉印,主要还是学汉印。因为当时秦印传世得少,出土得少。最近二三十年,秦印出土比较多,看得比较多。秦印和汉印之间肯定有关系,但是秦印比汉印要活泼。西安是秦汉印的故乡,这毫无疑问。从秦汉印以后,印章逐渐在走下坡路。一直到元明,有文人印之后才开始兴盛起来。按我理解,这是一种人文觉醒,它和过去工匠制印是两回事。秦汉印是防伪辨奸的,是权力的象征。文人印更多的是闲文印,实际上和艺术相关。它有实用性,但更多是文人搞点艺术。

文人印的大本营在江南,所以秦汉印以后一千年,如果以篆刻来说,在陕西是一片空白。后来像北方的齐白石、南方的吴昌硕这些大家,西安都没有。所以,实际上我们学习篆刻的时候也很彷徨,没有大家,就没有老师。但是有一个好处,老师是一座高峰,但有时候也是一座围墙,要辩证地看待。我们学篆刻有陈少默先生的指导,陈先生人品最好,学问最好,接着下来是书法、鉴定、诗歌,但是他写的诗歌也不是很多,现在我们收集到的诗也不过120多首。陈先生50多岁开始学篆刻,他有一方印:“少默年五十始好金石”,事实上,我们考证,他在此之前也刻过,可能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从50岁到70岁,大概有20年,他才投入到治印。我从1971年跟陈先生学,要说刻印我可能比我老师学得还早,我是从1962年、1963年开始刻,但他开始治印以后,和我们当时懵懵懂懂的小青年完全不是一回事。

于右任创造标准草书是时代误会

时代周报:你早年如何学书法?

赵熊:我一开始比较感兴趣的书法是汉隶,就是隶书。我也写过唐楷,像颜真卿,写后我就感觉有点法度森严,好像不太符合我的性情。隶书相较于楷书,给人感觉好像变化多一点,而且比楷书多一点古意。实际上,汉印的许多文字和隶书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这可能对我也有影响。后来还学过一段时间北魏,因为北魏的书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带有很多民间书风的,所以形态上要别致一些,险一点,庙堂之气不是那么重。行书上,我还是喜欢颜真卿一路的,我过去不太喜欢二王的东西,四十多岁以后,觉得需要关注二王,学习二王。从书法流传的发展史来讲,王羲之是做得最好的,之后的米芾、王铎,在行书方面写得也很好。

时代周报:有一位先生告诉我说,行书是最见功夫的。

赵熊:应该说行书最见性情,每个人写出来的行书都有自己的风格。过去楷书最实用,但在今天书法创作中,行书应用最为广泛,而草书则最能代表书法高度。

时代周报: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现代,毛笔渐渐退出生活,毛笔书法与现代生活的联系不是很密切,会不会影响书法技艺的发展?

赵熊:从目前来看,好像还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像日本反倒是经济特别发达的时候,保存了大量的手工艺作坊,给好多人提供了专门从事这种工作的机遇。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必须在吃饱喝足、生活无忧的情况下,反倒有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比搞群众运动的效果还要好。时代的进步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中间有一种经验可以借鉴:于右任先生创造了标准草书,我认为这是两个时代的误会。最初的误会是于右任先生做标准草书的背景,实际上是响应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正好于先生对书法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从书写角度和新生活运动相呼应。当然他本身也很喜爱书法,深入钻研,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于先生没有想到的就是硬笔逐渐地代替了软笔,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于先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把文字怎么样写都有书法意味,但是他把文字简单地符号化了以后,一般没有书法功力、没有书法感悟的人写出来的是啥东西?但是,从普及的角度是为了惜时省力,要改掉国民的陋习,提高生活的效率和质量。于先生百年以后,好多人又要把这个标准草书作为书法艺术来推荐,这是不是很奇怪?艺术何能标准,标准哪有艺术。弄了个标准草书,然后给它冠上艺术的名号,这肯定是限制艺术的。

社会进步、生活习惯的改变对书法的影响肯定是有的。现在要求五六岁就必须要拿着毛笔去写字,并且一直生活化地坚持下去,恐怕是不现实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会使有这方面天赋的人更集中、更精良地去做这件事情。

时代周报:于右任和沈尹默可能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了。于右任是陕西人,书法中有苍茫之气,他对陕西的书法有没有影响?

赵熊:有影响。但是相对来说,我感觉精神层面上的影响比较大。对具体的技法层面的影响不是很大,大家并不是趋之若鹜地都去学于右任的标准草书。

时代周报:于右任的书法气象也很难学的。我在嵩山看过于右任的一幅书法“天地正气”,写得好极了。

赵熊:我自己的感受是,学习书法,学习篆刻,学习美术,模拟学习的对象风格如果太明显反倒是坏事,你学进去以后出不来。举例来说,我比较反对喜欢书法的年轻朋友一上手就学柳公权。从历史上看,学柳公权以后出来的也没几个人。不是柳公权的字写得不好,问题是他把字写到极致了,没有留下空间,你完全变成柳公权又不可能。从宋代到现代,总有人说颜真卿的字看起来有缺点,但是他的书法非常大气,留有空间,你进去之后还有可以挪身的地方,出来的余地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学颜真卿出来的人就多。

书法篆刻是生命的外化现象

时代周报:于右任与沈尹默的书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沈尹默是典型的江南气韵,有温润的书生气,写得规规矩矩。

赵熊:过去一直有南人北人之说,也有南派北派之说。绘画上有这种说法,书法上也有这种说法,特别是自从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后,崇尚碑学,所以对陕西的影响大,对南方肯定也有影响,但是对北方的影响比较大。最近我们在整理民国时期陕西一些老前辈的书法作品和艺术经历时,发现他们的书风真的有趋同之处,都是有写北魏的经历,好多面目出来之后都带有北魏的特征,当然这跟包、康的倡导有关系,也可能跟地域性有关系。陕西这个地方其实很好玩,我认为陕西是王道教化最早的一个地方,从周代下来十几个朝代,王道教化比较早,所以长期的民风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当然,过去说“南人北相”,比如吴昌硕先生像个老太太,个子也不太大,写出来的字,刻出来的印,很有金石味道,真是能力拨千斤。所以,不能想象从这么一个瘦老头的手腕底下,能出来这样的东西。当代,我也挺喜欢江南沙孟海的书法,包括他的印章。还有,像启功先生胖胖的,写出来的书法却瘦瘦的。

时代周报:西安有碑林这样的地方,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没有借鉴作用?

赵熊:有,我们从小就去碑林,碑林那时又不收门票,随便进去就玩,玩得高兴就爬到石碑上蒙上一张纸,用铅笔唰唰唰擦摹下来,拿回去玩。看哪几个字好看可能回去专门照那几个字去写,我这一代人恐怕都有这样的学习过程,后来碑林收门票,进去不太方便了,这个学习过程就没了。不过,在我们心中,碑林一直是书法的圣殿。

时代周报:近代的印家里面,你觉得谁比较有特点?

赵熊:近代的印家里边有特点的很多,最有特点的应该是吴昌硕,他对篆刻的理解是最深刻的,技法是最丰富的。书法和篆刻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命的外化现象。一个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要倡导的主旋律首先应该是光明正大。正大气象,不排除花前月下,不排除小桥流水,但是正大光明符合生命生长的基本规律,如果大家整天都沉浸在小情调中,不能起到更正面更积极的作用的。所以,吴昌硕的东西是光明正大,于右任先生也是如此。

书法精英化、专业化实际是“矮化”

时代周报:印章渐渐地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

赵熊:拿书、画、印三个门类相比较,篆刻肯定是属于一种小众艺术。造成小众艺术的原因,最重要的恐怕是篆书的问题,因为什么文字都能拿来刻印,但主流还是篆书。篆书从识读上来讲是个障碍,好多人连繁体字都认不全,如何去认篆书。篆书在印章里还要做一些结构上的变化,这是一个难度。然后从操作角度上讲,篆刻不如书法那么方便,投入也比较大,做起来也比较辛苦。所以我现在非常忧虑喜欢篆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可以学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而且现在大家功利思想都比较明确,年轻人把大量的精力、时间、钱财投进去,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回报。即便有回报,这个投入期也是很长的,这很影响篆刻艺术的发展。不过话说回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几年来篆刻的进步,真的要大于书法和绘画的进步。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这样?

赵熊:主要是现在有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的发现。比方讲,许慎在编《说文解字》的时候没见过甲骨文,中国人到清朝年间才接触到甲骨文,所以以前很少有人用甲骨文去入印。到了近代,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战国文字大量地出土,给书法和篆刻的学习与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时代周报:印章的用石,有什么讲究?

赵熊:从我自己的习惯和纯篆刻的角度来讲,对浙江的青田石感觉最好。青田石就好像宣纸里的红星宣纸一样。当然,所谓青田石是一个宽泛的说法,青田石也有好坏。从比较高的品质上来说,青田石对刻刀的运动的表现是最到位、最可心的,是最好的。石头的特点无非就是软硬粗细,太软了不受刀,线条不太容易塑造;硬了,用刀非常吃力,也不好塑造。青田石正好在中间,不燥不腻,不硬不软。所以,大家过去都最喜欢用青田石,但现在好石料越开越少。而且真正的好石料开出来以后价格越来越贵。

时代周报:你觉得写诗词,对自己的书法和印章的修养,有没有好处?

赵熊:绝对有好处。如果把书法精英化、专业化,实际上是把书法“矮化”掉了,把它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抽掉了。大家整天都是写“朝辞白帝彩云间”、“月落乌啼霜满天”,如果不写自己的东西,说明这个人没有文心,或者没有诗心。前人把“诗书画印”这么一排列,表面上看好像只是顺口,实际上也很有道理。诗肯定是第一,有文心诗心,才能牵扯到具体的艺术层面上来,然后才能讲绘画、书法、篆刻。诗书画印实际上是个立体的东西。

netease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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