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坛“重新思考东亚未来”文字实录

主题：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

嘉宾：Kil Jeong-Woo，国会议员，韩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韩国

Charles E.Morrison，东西方中心主席，美国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事务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中国

主持人：

早上好！欢迎大家到这里来，我们这一场是讲东亚的，“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牵扯到三个重要的国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小，如果我们把中国、韩国、日本的GDP合起来大概是世界GDP的20%，1.5兆，是亚洲的70%，这三个国家从贸易的角度来说是6000亿美元的贸易。这三个国家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可以说目前在世界上是最成功的三个国家，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怎么去想，因为某些小国之间、小岛的争议，报纸上报道得很多，我们忘了这些经济的情况，忘了中国和韩国受日本的殖民，还有出现的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破坏那么大，经常把这个忘了。

我们今天回顾一下历史，看看现在的报纸和媒体，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有一个更大的观点，这三个国家有好几十年的和平共处，有很多互相的交流，互相影响，因为有共同的，类似的文化、技术，比如说从大米的文化，还有道教、儒教、佛教，很多共享的文化背景，还有在艺术、文化、建筑有共享的东西，类似的东西。如果看看16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这三国都是和平共处的。那么长时间的和平共处在其他时间是很难见到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东西。

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要提出这些事情，现在把这些东西排除在外，我们不要再讨论当中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再去讲过去了，要展望未来。不要更多的讲政治的紧张，我们更多的讲贸易、文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未来或者是展望。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可以有更多的发展，台上有五位，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不准备一个一个的介绍了，你们在年会的会议材料中都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他们这几位来自这三个国家，而且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夏威夷在太平洋中间那个小岛来的Charles E.Morrison先生，他们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有的是政治家，有大学里的教授，他们都有共同点，都是一些思想家，他们在不同的协会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担任不同的任务，他们多少和政府都有联系，他们都是国际人士，所以这里可以用英文来交流。非科学的领域比较特殊的一点，他们五个人都是博士学位，先请每个人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嘉宾都是不同的老师，他们一发挥起来可以讲两个小时，但是我们这里不允许，我在这方面要把握很严格，只有三四分钟的时间。简短的发言之后，我们希望请听众也提一些问题。

先请韩国议会的成员Kil Jeong-Woo，他也有很多外交方面的经验，请你告诉我，通过这些非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紧张为什么那么困难呢？这是由于政治家没有什么想象力，当然这是和你过去记者生涯的联系，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Kil Jeong-Woo：

你刚才说了，我们三个国家都是很大，很重要，政治家是不是有想象力，有创造性呢？总的来说，政治家并没有什么想象力，也没什么创造力，他们对公众的声音很敏感，尤其在社会媒体这个世界中，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中，生存很困难，为什么我们生存那么艰难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创造力。如果看这三个国家的具体数字，其实这三个国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中国来说，韩国和日本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对那两个国家也是一样，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来回的旅游有50亿，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政治争端和紧张，我觉得实际上这三个国家都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由于我们那么成功，所以付出了一些代价，像中国的崛起，日本也在这20年中有所放缓，日本现在又回升了，所以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恢复，韩国也是在崛起之中，这三个国家在近代历史上是非常成功的，应该说这是很少有的。看看其他的200多个国家，我们的状况是很不寻常了，我们是付出一些代价，但是我们不应该悲观，如果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创造力，更有想象力，包括政治家在能，可以在很多问题上找出一些帮助来摆脱现在的困境。

主持人：

媒体，报界可以发挥作用吗？

Kil Jeong-Woo：

我大部分事业是在媒体渡过的，在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关系中，我希望中国和韩国的媒体也可以更均衡的看待现在这些问题，包括历史上的问题，希望可以更均衡一下，我不知道中国媒体是怎样报道现有的争议，但是我觉得韩国的媒体我们可以保持更好的平衡。

主持人：

周先生，你是一个学者，你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专家，也参加了很多实际的贸易问题的研究，发展出口问题等等，挣钱的基本动机是不是可以促进三个国家之间密切的合作。

周汉民：

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最大的驱动力，我们来看两个数据，刚才讲到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整个世界的比例来说是相当大的，这三个国家在过去一年中是全世界总GDP的24%，东亚90%的GDP，是1.5兆，这是一点。第二个数据，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占了这些国家数据的20%，当然有直接外来投资，外来投资只占了三个国家总的直接对外投资的1.3%。这些数字是为了说明我们还有很多潜力，很多空间，还有挖得更深的发展空间。好在所有的国家都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希望有些创新。

今年3月28号，关于三个国家要建立自由贸易区展开了认真的谈判，最近在上海成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还有三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的讨论、谈判，还有亚太经合组织+3的谈判，这是第三层，还有第四层的谈判，也就是想打破多哈的僵局，可以说有四个圈，这四个圈，这四个领域可以让这三个国家创造出一种新的，有活力的，非常实实在在的办法。

主持人：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本国政府的代表，还有经济出口方面的作用，你觉得哪个是领先呢？是经济还是政治？

周汉民：

我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

主持人：

我觉得这是外交回答。

周汉民：

这不是外交回答，这是实实在在的答复，不管你做什么，必须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换句话说，不光是赚钱驱动，还有意义在里面，这两者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平衡。

主持人：

那你说现在公共领域中的紧张情绪必须要减少，不然的话，就没什么办法了。

周汉民：

坦率的说，所有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围绕这些历史问题，从政治家来说，国家领导人来说，他们必须有一定的勇敢和远见来往前看，所以我觉得这些谈判本身是让人很受鼓舞的。

主持人：

汪先生，人们说你是一个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专家，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你不感到很惊讶吗，这三个国家之间有这么多的相近之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紧张呢，你怎么解释，将来进一步怎么办呢？

汪晖：

正像你说的，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这隔离室很长，所以我们的确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基础，但是现在又充满了各种紧张，我们还是要讲一点历史，你刚才在开场白里也说了，你讲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共同的地方有中国的汉字，道教、儒教、佛教，还有司法的传统等等，但是东亚的概念是19世纪才出现的，是日本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一种历史的叙述，这个地区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文化，还有和现在来比，应该说有一种东亚的现代化，从中国14世纪到韩国17世纪，这就是历史的叙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出现的东亚的概念。如果比较一下东亚的概念和欧洲的概念，我们会有这种类型的比较，从一个角度来讲，东亚是分享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充满多样性的，而且有很多的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角度，还有包括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些共通性的，但是文化是有一些多样性的，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差别都消除掉，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点，共同的区域，能够让我们多样性进行发展，因为多样性在过去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其中一个例子，中国的奖学金，日本的奖学金，说明我们在20世纪是有连接性的，可以用这些类型的项目使整个区域联合起来，不一定一开始就要同一性，同一化，而是连接之后应该了解到多样性。另外一点，不仅仅是有集中性的体系，集中性的体系会更好，但是，还要有更加灵活性的对每个不同文化角色的解读，这个想法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文化的共通性，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会看到多样性本身也是我们的一个财富，而且你是非常有必要保持这种多样性的，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包括我们知道对文化方面的资助等等，这些都是有这种类型的目标。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描述，从19世纪，20世纪，包括朝阳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等等，看一下所有的历史博物馆，可能就会看到对于每个社会来讲，对此的描述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就简单的把不同消除掉，而是我们应该真正的来促进一些对话和谈判，有这样的空间，并不是使不同之处消除掉。

主持人：

汪先生，这也说明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跟别人有共通性，这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我们塑造的。在过去，尽管有很多的共通性，可能我们也不承认。

川乔扬一，您作为日本非常独立的思考家，我知道作为日本社会来讲，并不会经常谈论这个话题，或者是您的角度来看，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怎样能进一步往此推动，或者是共同解决相应的当代问题，比如说东亚能源的角度进行推进，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包括女性的角色？

川乔扬一：

非常感谢，这个地方三个国家有一些差别，没有很好的联系，包括历史方面的互动，包括分享我们相应的共同的文化，或者是一些传承点，但是我们有一些某种程度上还讲还是失去联系的，就是失去了一些对话，在整个文明社会的对话，尤其是过去三四十年的过程中，我们这三个经济体不断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情况是这样的，社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可能是不足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少的沟通和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可能是让这三个国家加强的部分能够更好的分享一下我们的相应想法来解决关键的问题。

主持人：

很好，应该有更多的会议，谈论一些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谈论的话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川乔扬一：

包括相应的会议，论坛这三个国家应该举办更多这样的活动，包括我们也参与一些相应的共同的会议，但是我觉得整个经济层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西方社会，G7国家，在70年代成立的时候，个人参加论坛的来促进一些政策方面，或者是国际方面的对话，促进日本、欧洲和美国他们之间的对话，当时是这样的情况。制定政策者会接受他们的意见，当时整个业务环境也是比较趋向这一点的，尤其是商业方面的这些代言人，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应该更多的在此参与进来，创造一些机构，像西方社会一样类型的机构或者公司，从这个角度进行推动。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部分，尽管我们和西方的差距变小了，但是还有很多可学的一些地方，有一些国家崛起非常快速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让其他邻国不安、担心或者害怕，怎么以和平的方式处理这些担心和害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日本和德国崛起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使利益相关国感到更加安心，我们在此应该有更多的方法、战略或者策略来实现相关的目标。

主持人：

谢谢。Charles E.Morrison你当然是一个外行人了，但是有很多的知识和想法，你一生都在研究东亚，你是东西方衷心的，你觉得东亚怎么能更好的做好准备来迎接，和世界的其他部分互动。

Charles E.Morrison：

我对这里有很多的了解，我们在东亚说的更多的是社会和社区，有的时候更多说的Community是欧盟，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第一点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能够使用一些战争，第二，气侯变化，人口变化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知道在欧洲，在过去50年到60年的时间，比如说法国、德国、英国的年轻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国家能够互相进行合作，尤其是上世纪头半段是这样的。后来我发现，在国际关系当中，这些国家发生了很好的正面的变化，尤其是对21世纪的这种挑战来说，可能会有同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东北亚地区，在亚洲地区，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不仅仅是带有对亚洲，还有包括全球的未来都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需要有包括商业人士，包括知识界的人士，还有包括各个层面的人士进行更好的互动。刚才也说到了很好的意见，包括周先生，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你觉得政治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Kil Jeong-Woo先生提到了要有创新，还有包括我要加一点的，要有勇气，有可能你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引导一些相应的创新，我们现在领导换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正面的，包括朴总统曾经说过的，我们不仅要有规则，还要有相应的环境，让商业的环境更加透明，他们了解这个情况，他们了解规章制度，包括外交家也能了解，其他国家能知道我们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他国家都会按这个规章制度来做，有和谐社会才能有国际的合作。有一些国际的合作，国际的社区是需要有耐心的，甚至需要50年的时间才能发生。

主持人：

刚才各位简短的演讲中充满智慧。

Kil Jeong-Woo：

我想补充一点关于勇敢的领导，其实这三国在过去几个月中都有新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是充满信心，而且是很有能力的，他们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韩国是60%，日本是70%，基于这种自信心，又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大胆一些，可以把个人的个性稍微放在一边，而更多的考虑促进政治关系。像川乔扬一说的那样，是不是可以把这种合作推广到更多的领域，比如说能源或者环保这方面，现在有一些非常能干的新的领导，所以我觉得对于将来还是充满了乐观和希望。

主持人：

等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是这个意思吗？

周汉民：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有很多潜力的例子，这就是2010年世博申请，我也是参与了申博的过程，我自己也是对国际组织所有的成员都跟他们交谈，他们告诉我们，日本不会支持中国，而会支持韩国，我说这是很好的选择了，因为韩国也是完全可以组织世博的，但是这个不好预测，我们需要有办法来进行这种预测。中国最后取得了主办世博的权利，后来我也去游说很多很多国家来参加世博，世博是相当大的事，六千平方米，我希望韩国和日本都来参加，他们两国的展览馆是最好的，最美的，也是合作的最好的例子，我非常感谢这两个国家，当初跟我密切合作举办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可以很认真严肃的办这个事，肯定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这三国的老百姓，或者亚洲的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我希望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可以用更鼓励的口气。比如说日本有一个老大妈到上海去，她天天去看世博，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大妈，这样就可以把关系建立得更好，因为我们不能光靠领导人来建立这个关系，还要靠老百姓来建立这个关系。

主持人：

谢谢你！我想请我们的观众可以提一些问题。

提问：

早上好，我来自印度，我是GMR集团的，我们是一个搞开发的，我们听到三国的发展，我们都是很感兴趣的，你们肯定都是在盯着印度看印度的成长和发展，我想问问这些嘉宾，根据你们的经验，你们能给印度提出什么建议，印度什么时候能像韩国、日本、中国那样呢？

主持人：

我们先听三个问题，然后再回答。

提问：

我是来自新加坡尼科（音）大学的，我们大家说了，这是关于未来的讲座，我想问问，你们觉得在改变人们固由过去的思考，对教育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提问：

我来自Global Lead CEO，谢谢各位的演讲，使我受益匪浅。我想问怎么促进三国之间领导网络的建立，怎么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

你的意思是要一个联合的领导，是这个意思，还是三个不同的？印度嘉宾提出的问题，好象跟我们现在的主题有点偏离，先暂时放在一边。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教育方面的，怎么下一点工夫改变老百姓的思想，第三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有共同领导的网络？

周汉民：

其实我觉得印度什么都有，你们有人口，有高科技，有软件，有天才，有高等教育，非常高水平的，你们海外有很多很多印度人，这些都是你们的财富，人也勤劳，勇敢，而且你还有英语，我不好说你们有什么可以从我们这儿效仿和学习的，印度要找到自己的模式，因为你什么都有，所有的资本和财富都有，要找到自己的路。有一条我有一点疑惑，为什么印度没有发展呢？你们的媒体是非常好的，很有水平的，但是我觉得印度的媒体都是太小气了，老是说自己的事情，不看别人，也不看世界。你看中国的媒体，有一个很大的强势，完全可以报道全世界，媒体报道有上百个记者，派到国外去，到非洲，所以他们对全世界的情况都可以了解，但是印度这方面好象有点落后。

汪晖：

现在来自这三个国家的留学生非常非常多，都跑到国外去，我大学里有很多来自韩国和日本的大学生，而且现在日本学发展的也很快，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政策所促进的，我只强调一条，关于语言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在开会，我们讲东亚，我们还要讲英语，英语变成我们共同的文化了，我们怎么样来促进我们这种多语言的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鼓励更多的中国学生来学韩语，学日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来自韩国和日本的学生来看，他们告诉我，他们好象要恢复学汉字，不仅是为了沟通，为了交流，更多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很重要的。要讲创造力和想象力，了解历史也可以促进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多语言的群体可以建立一个公共的空间，我们在这个空间中又是多样性的，又是有共性的。我知道这里不是一个学术讨论，但是我想提及欧洲的人类学家，马崔·摩斯他提出了超社会的制度，如果东亚由各个不同的文化组成，怎样把这些多样的变成一个整体来看，我们怎样促进年轻人彼此学习我们的语言，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彼此的文化。

主持人：

还有别人想对教育发表一点看法吗？

Charles E.Morrison：

我觉得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公平，考虑到机遇，机会往往是通过年轻时候，小时候的教育，有些教育体制只能给有钱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效率很低，所以我觉得教育做得好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需要有一群人是互相彼此了解，又可以讲这个语言，是了解彼此的社会，要去用那个社会的语言来了解那个社会，这样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了，任何一个团体都需要领导人，需要有一种远见，需要展望世界，也是展望地区和国家。欧洲早期的时候建立一些机构，教育老百姓，让他们想做欧洲人，太平洋地区也需要亚太的领导人，东西方中心也是希望培养这样的领导人物，我们这个论坛也是想培养全球的领导人。

主持人：

谢谢！在这三个国家里，每个国家的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教育，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正是因为如此，我对这三个国家长远的未来感到非常乐观。我一直在考虑，为什么东亚人都到美国去念大学，而不是到自己的邻国去上学呢？

汪晖：

当然了，这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首先是中国70年代以后开放的政策，很多学生跑到国外去念书了，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日本当初也是一个留学地，70年代有很多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念书了，日本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变得越来越强的，正是因为这种交流，后面我们可能需要调整一下，鼓励更多的学生到邻国去，不光是韩国，印度，还有其他的国家，不光是学知识，也是去学文化，学语言，因为这些国家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将来能有这方面的努力，谢谢！

Kil Jeong-Woo：

包括韩国，他们的孩子去美国或者是英国学习呢？信任英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方面，还有包括信任他们的体系能够更好的教育处学生，有一个全球性的，更加广泛的视野，从全球的视角进行思考，不仅仅是教授一些知识，而且是从全球的视野对他们进行教育。尤其是对于韩国这么小的来说，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和吸引力。所以，从全球的视野来进行思考是很重要的部分。

主持人：

Kil Jeong-Woo先生，如果从全球的视野进行考虑，我们现在说的是美国或者欧洲，不可能在那儿一直学一辈子，你一定要做一些决定，就是你在哪儿继续去做这件事，如果你去很远的国家，就没有办法去你的邻国来学习了。当然了，包括在亚洲内部和亚洲外部都有很多可能要学的，而且我们中欧学校也有很好的排名，如果地理位置在中国之外，可能就会更吸引学生了，能不能介绍一下为什么？

Kil Jeong-Woo：

我知道现在很多韩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学外语，中文已经变成第二大外语，受到我们学生的欢迎，英文是第一大的。在韩国学习中文，包括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学中文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汪晖：

第一点就是因为工作市场中的机会，在美国和英国学习过之后会有更多的机会，不仅仅是在中国之外，包括在上海这些国际性的大城市，一般也能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第二点，有一些标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标准，包括我们自己的政策，包括排名的政策等等，一些最顶尖的大学，尤其是人口、数学的情况，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要看一下有关出版物方面的数字，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这些人，包括外界来讲，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看看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教育体系进行衡量，而且这个标准能够帮助我们怎样改变教育界或者是学生的理解。

主持人：

我们有一些网络，怎样能够让明智的人，男人、女人，我们现在是说在世界经济论坛中一些年轻的东亚的领导人，能够使他们从体系上更好的沟通交流，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方面。我们现在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了，我们可能不太代表未来了，我们看看年轻人。

Kil Jeong-Woo：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怎么在三个国家年轻人之间加强沟通合理解。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三个国家的会议，亚洲校园的项目，每个国家选一百个学生，把他们的学生派到另外两个国家去，这个项目仍然在持续，仍然是一个先导性的项目，实验性的项目，现在做得也非常好，他们可以共享学分，互相承认学分。而且这个校园很有流动性，学生之间流动性的加强。

川乔扬一：

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情况，日本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希望能够一起加强交流，加强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其中的一个例子，从8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住在一起，这是非常创新的想法核项目，很多新的领导人是来自于这种类型的项目。

主持人：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有更多这种类型的项目吗？欧洲有一个项目，大概是每年有25万个学生到其他国家进行学习，我们的确是非常需要的，在东亚也是非常需要的。

Charles E.Morrison：

大家说得非常有意思，一定要有一个框架，在这种框架下我们能够自然的进行人员流动，而不是政府的项目进行指导，毫无疑问的一点，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肯定要追寻机会，包括未来的机会来讲，更多的是来自于亚洲，还有包括韩国的这些人，可能也是希望追寻机会。当然日本的学生也是这样，如果看一下日本学生的数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在下降。

主持人：

川乔扬一先生也许这方面有什么想法，或者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样的想法？

Kil Jeong-Woo：

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这三个国家经历了亚洲的困境，还有包括经济的问题，还有包括一些政治的争端，包括领土的争端，包括对过去历史解读不同的角度。如果想一下东亚，东北亚的未来，我们应该把北韩、朝鲜涵盖进来，三个国家应该思考的一个国家就是朝鲜，我们怎样和朝鲜进行合作，我们不应该把它排除在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朝鲜将会成为我们非常合理的一个部分，当我们考虑到东亚未来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它。

周汉民：

大家都知道孔子，他是非常大的思想家，孟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妈妈希望给他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环境，所以他的妈妈在他的一辈子之中一共搬了三次家，主要是因为要换不同的邻居，在中国这是非常古老的故事，孟母三迁主要是为了他儿子很好的成长，我们三个国家作为邻居，没办法选择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作为好的邻居朝这个形势发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往其他的地方搬，一定要呆在这儿，我们一定要成为好邻居，这就是我的想法。

Kil Jeong-Woo：

我觉得三个国家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经济越来越独立，在过去三十年、四十年是这样一种趋势，尽管这样，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联盟或者是条约能把三个国家的经济整合起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很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贸易和投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外国直接投资，韩国是很大的投资国，中国也是在这方面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应该注意到，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整个整合的发动机，我们也必须要非常小心，物权的保护，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保护和遵从，我们作为三个国家来讲，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相关方。

主持人：

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有任何的机会有可能让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其中一位刚才也提到过，领导人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的什么区域或者对于其他国家，如果不包括进来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个损失呢？

川乔扬一：

我们希望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有这样的奇迹，不可能完全有这样的奇迹，我们的期待应该稍微降低一点，私营部门应该加强他们的沟通和交流，联系和关系，这样的话，他们应该更好的了解到未来的挑战，或者是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者的威胁，而且他们应该对政治层面产生一些影响和压力，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法。

Charles E.Morrison：

我再说两点，一点是印度的问题，如果是在印度的话，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看一看整个教育体系，不仅仅是高等教育体系，还包括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包括整个国家的层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历史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知道东亚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领导国家，包括政治还有经济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包括需要有一种愿景，应该让东亚的这些领导人有更好的全球的视角，而且亚洲的这些国家应该不要关注于争端，应该更多的看一下他们的共同点，能够使我们进入到更好的未来。

主持人：

非常感谢。大家都说得非常有意思，而且有很多的真知灼见，我觉得主要有三点非常打动我，第一点，我们现在的这种发展，三个国家要有更友好的关系，可能是要花时间的，我们经常不是很有耐心，我们觉得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渠道可能是通过贸易或者投资，或者是经济的互动，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争议。而且我们希望有国家的三个领导人，在这方面也有更好的合作机会。

第二点，公民社会应该更好的进行合作，不仅仅是让政治家或者商业人士进行合作，我觉得整个公民社会，从这些年老一点到年轻人能够有更好的交流，我们已经有很好的例子了。

第三点是有关于教育，是不是有更多的关注于东亚教育体系的探讨，或者是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能够在未来是不是多加探索一些。

最后一点，我觉得一个关键词，我们现在面对一个亚洲的矛盾，可能经济增长的非常快，但是政治角度来看发展不像经济那么快，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