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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景昕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有大批的追随者，其中不乏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辞世，令众多受过其思想恩泽的人们充满哀思。科斯教授的中国情结早已为人所知，他曾于2008年与2010年两度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发起组织有关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研讨活动，他的研究助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王宁正是一位中国学者。
从1998年至今，王宁与科斯教授合作了15年。今年年初，两人合著的《变革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北京时间9月3日深夜，《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电话专访了远在美国的王宁，谈科斯教授身前的状况、未完成的事业，以及老人家最后的心愿。
不希望有任何遗体告别仪式
上海经济评论：科斯教授逝世之前的身体情况如何？
王宁：老先生身前住在老人公寓里（The Hallmark，位于芝加哥市北林肯公园附近，濒临密歇根湖），是在距老人公寓走路行程5分钟的医院（St.Joseph's Hospital），于昨天（美国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2点半去世的。他在这家医院里边住了两个礼拜多一天的时间，在此之前，老先生在西北大学医院已住院了两个礼拜。
老先生当时因呼吸比较急促，他的护理把他送到西北大学医院去的。在医院里，护理发现老先生有肺炎，而且已经发展得比较严重了。但是老先生没有发烧等其他症状，所以他的护理也没有意识到。住了两个礼拜之后，老先生一直想出院，医生也基本上已把肺炎控制下来了，老先生就出院了。
出院之后第二天，老先生呼吸紧促的病症又患了，被送到了就近的医院。过了四天后，医院做了全身的CT扫描，才发现其腿上的动脉有一个很大的血块，这是让老先生离开人世的一个直接的病因，因为治疗已经耽误了比较久的时间。
在医院里，老先生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医生开始想用药物来溶解这个血块，但是药物对老先生的血压和肾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医生也比较纠结。后来到上个星期四（美国当地时间8月29日）的时候，其他病症包括呼吸方面、心脏方面都得到了控制，但是老先生的吞咽有了很大的问题，当时我们也不想让老先生再做手术，就是通过食管的方法让老先生进食。因此，老先生从上个星期三晚上（美国当地时间8月28日）最后一次进食之后，医生那边就基本上放弃了对老先生的治疗，只是保证老先生不受别的折磨，没有别的痛苦。
老先生在上个星期三晚上——当时我不在——跟另外两个陪护他的人有两个多小时的聊天，讲了自己年轻时的故事、求学经历，可惜当时这场谈话没有录下来。我是上周五赶过去的，那时老先生已经不能清晰地说话了，但是还想说，也能简单地说一些短句，只是不清楚。他的护理能听得懂，我已经不太听得懂，但能大致猜出老先生想说的话。
当时我们有4位学者在场，我们各自回忆自己与老先生交往的趣事。老先生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当时是醒着的，时常微笑，赞许我们的谈话。但是老先生已经不能在言语上加入我们的谈话了。
星期六、星期日老先生基本上昏迷不醒，这种情况持续到星期一，直到离开我们。
生前正筹办《人和经济》杂志
上海经济评论：科斯教授有什么学术遗言吗？
王宁：从他个人角度讲，他生前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想到中国来看一看， 会一会老朋友。在学术方面，老先生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筹划一本新的杂志，叫《人和经济》。按计划，这个杂志将在今年9月底开通网页，开始接收文章。我们现在也正在与德国的出版社联系， 争取把这本杂志办好。这是老先生在学术方面最想做的一件事。他觉得现在经济学的状况令人堪忧，所以他想通过办一个新的杂志，鼓励一些新的观点、新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尤其是给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学者更公平、更开放的平台。
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三十年市场经济路走得很快，但是目前遇到很多困难。此外现在像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有很多令人担忧的地方，老先生想通过办这个杂志，吸引一些学者，能够把他认可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发扬光大。同时，现在经济学的状况，不管宏观还是微观，都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所以老先生希望通过这个杂志对经济学的发展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上海经济评论：在经济学观点上，科斯教授近期主要思考了哪些方面？
王宁：老先生对经济学的看法最近倒没有新的观点出来，毕竟老先生年事已高。但是老先生对经济学的批判，学界都知道得比较清楚，但是老先生的这些观点一直都没有被主流接受。我想，这也是老先生要创办这个杂志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经济学有一个主流，但这个主流比较模式化，基本上垄断了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老先生觉得，这种垄断妨碍了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中国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老先生创办这个杂志希望能给主流外的学者以机会，能够让他们与主流对话，然后共同把经济学向前推进。
上海经济评论：科斯教授有尚未发表的遗作吗？
王宁：这个有很多，我们正和国内的出版社联系，把老先生的遗作和以前的文章出版。不管是美国的学者还是国内的学者，一谈到科斯，就觉得他只有那么几篇文章——《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文章从研究风格上来说，不能真正代表老先生做学问、求学的风格。我们正在跟国内的出版社联系，把老先生的学术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给年轻的经济学家。此外，老先生还有大量没有发表的讲稿、参加会议的讲演，把这些整理出来，这个工作我们现在正在做。去年我们在浙江大学成立了科斯经济研究中心，我们刚开始整理老先生的这些文章，我们本来计划今年年底出版一两本。
平等的态度与中国情怀
上海经济评论：科斯教授对你的教诲有哪些？
王宁：我是1998年5月1日开始做老先生的研究助理的，已经整整15年了。我在北京大学是学心理学的，后来往经济学这方面转完全是因为受老先生的影响。如果没有老先生，肯定是没有我今天的学术兴趣的。因此，老先生是我的学术引路人。
我个人感觉到，老先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位学者。我刚开始跟他见面的时候，虽然修过一些经济学的课，但我也不是学经济学的，可老先生跟我的交流，从刚开始到后来，都是平等的，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心态。后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到这边来开会，老先生跟任何一位学者对话的时候，都是专心地听学者有什么意见，都是平等的态度。
老先生对中国的情谊，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很难解释。老先生在不到10岁的时候，看到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就喜欢上了中国，包括后来认识张五常教授、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中国学者，都延续了老先生对中国的关怀。老先生在跟中国的学者交流之前，对中国的印象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老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想到中国来看一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年夏天的时候，老先生很想到中国，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让老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上海经济评论：学术上，你会延续科斯教授的哪些工作？
王宁：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跟老先生身前要筹办的这个杂志——《人和经济》，我争取要把这个事情做下来，做好。我想这是发扬老先生学术思想的工作中，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内浙江大学有科斯经济研究中心，香港大学也有一个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美国这边也有一个科斯研究所，这些地方会共同在老先生的想法——主要是老先生非常独特的看问题的角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上海经济评论：科斯教授的方法论非常值得推崇。
王宁：虽然有一些文章和著作，但目前还没有真正系统、深入阐释科斯经济学的独特魅力。老先生从来没有科班学过经济学，他完全是自学经济学的。但他是公认的20世纪最有原创性的经济学家之一。老先生也从来不用数学，而现在的经济学完全靠数学、博弈论为思考工具。老先生没有这些所谓高深的分析工具，但是老先生的思想独步天下，肯定有其方法论上的独到之处。所以，如何把老先生的方法论分析透彻，然后发扬光大，还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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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