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为何会被曲解

周业安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去世了，这对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无法平静看待的一件大事情。支持者会因此而痛心，反对者会因此而失落。科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国内享有一般经济学家所难以企及的待遇，也算是一种奇观。通常来说，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学者是很难成为社会名人的，毕竟学术有门槛，只圈内的少数人相互交流，而通常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学者都不太愿意入世太深，以免让社会的浮躁扰动宁静的心。科斯无疑是一个标准的纯粹的学者，并不喜欢对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政策指手画脚，科斯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超常的智者，能够指点江山。科斯一直以来都是抱着谦卑、好奇且严谨的态度，来理解所处的世界。说实话，科斯在西方世界并不是一个社会名人，充其量像其他顶尖的经济学家一样，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中才能获得足够的尊重。但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中国被出名了，而且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圈，科斯在中国是一个社会名人，这一点连科斯本人恐怕都难以置信。

在诺奖获得者当中，成为社会名人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见，而且多半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成名，比如萨缪尔森，在东西方社会当中都赫赫有名，但老百姓知道他还真不见得是其学术上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写了本经久不衰的经济学教材，这点后起之秀曼昆也颇得真传。另一个社会名人弗里德曼，也不完全是因为其学术，更因为他和他的太太曾策划拍摄了一个有关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科普电视节目，这个节目的解说词后来成为畅销书《自由选择》，热销全球。克鲁格曼是一个社会名人，但恰恰是他不从事学术研究，转而混媒体，并成功地预言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才出的名。科斯在社会上的名气，至少在中国不亚于这几个名流。但科斯出名，既不是因为教材，也不是混迹媒体，科斯的出名真可谓机缘巧合，应了那句古话：时势造英雄。

科斯在其学术生涯中，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这点大概没什么好争议的。科斯写了很多篇论文，讨论政府干预的坏处，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譬如科斯的灯塔一说，就是一个代表。科斯通过经济史研究发现，即便是灯塔这种公共物品，在历史上也是存在私人供给的，即公共物品并不必然需要政府供给，私人部门也可以供给。但这是科斯的部分观点，并不是全部。科斯的倾向并不等同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只不过恰巧在科斯的论文频繁发表的时代，西方世界开始了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主要来自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推行了一系列的私有化政策。没过多少年，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开始市场化改革，步入慢慢转型之路。表面上看，科斯的研究在前，英国的私有化和计划经济国家转型在后，似乎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但实际上如果去认真看看那段历史，和科斯其实没半点关系。正如当年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所以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从来也没人会认为是科斯促成了英国的私有化，以及加速了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

科斯本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自己从没认为自己的理论还有这么大的功效，恰恰相反，科斯很郁闷，觉得自己的理论被曲解了。这还没完。科斯慢慢发现自己在中国被出名了。支持者拿着科斯的理论来为市场化改革提供指南，认为科斯的理论才是真正拯救中国的济世良方；而反对者也同样把科斯和英国私有化改革以及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联系起来，认为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西方世界策划的一个赤裸裸的阴谋。直到今天，国内的经济学进步已经相当可观，但在科斯身后，仍然有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看起来异常滑稽，但这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什么科斯在中国会如此出名？其实很简单，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是按照吸引眼球的标准来解读科斯的理论，以至于同样一个科斯，在中国成为脸谱化的两个人：一个是市场化的精神领袖；一个是颠覆计划经济的幕后黑手。而其实这两拨人都无视科斯对自己思想的诠释。说到底，科斯在中国更多地沦为了媒体和不同立场的所谓专家学者交锋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杰出经济学家的身份。

那么什么是科斯的本意？我们得去科斯的学术成长经历中寻找蛛丝马迹。科斯本人其实是对政治和名利不感兴趣的。他从大学时代就醉心学术研究，好奇于经济学的呆板和荒谬。读者请注意，科斯很讨厌当时的经济学，当时的经济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马歇尔的经济学，也即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后来科斯把这种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就是说，在科斯眼里，新古典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在黑板上随便画画公式什么的，其实并没有多大说服力，更谈不上科学。科斯觉得，经济学就得面对现实，理解现实世界，而不应该像只鸵鸟一样，躲在书斋里用数学推演自己想象中的世界。科斯第一篇论文就是在美国游学期间访问工厂偶得的灵感，这就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后来科斯又通过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邻里纠纷及其处理方式和效果，写出了另一篇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凭借这两篇代表作拿到了诺奖，并且这两篇论文没有复杂的数学，而是对各种现象的细腻周到的分析。于是很多人就不服气了，这也能获得诺奖？背后肯定有阴谋，然后拿放大镜去找那个阴谋，猛然发现，英国的私有化和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肯定和科斯有关，于是科斯就这么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我想科斯一定很无奈，如同一个明星遇到了不讲理的狗仔队。所以科斯试图为自己的理论辩解。在诺奖致辞《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科斯特别指出，“科斯定理表明，在这些情况下，庇古方案不是必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交易费用为正时，政府行动（诸如政府经营、管制或包括补贴的征税）不能产生比依赖于个人之间在市场中的谈判更好的结果。我的结论是，让我们研究正交易费用的世界。”如果说有谁准确理解了科斯这段话，那么首推威廉姆森，另一个诺奖得主。威廉姆森干脆撇开了政府和市场的简单粗暴的两分法，而是把市场和政府当作治理经济的两种极端机制，在这两个端点之间，还存在各种中间形式的治理机制，比如准政府机构（好比中国的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即NGO）；社会网络等等。这些治理机制各有千秋，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就是由多种治理机制组合而成，并不是单一的市场（如极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或者单一的政府（如激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那么这些治理机制如何组合呢？威廉姆森本着科斯的原意，指出：这要取决于交易费用的比较！这就是科斯所说的正交易费用的世界！

从威廉姆森的解读中可以看出，科斯并不倾向于市场或者政府，而是强调，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中，我们可以选择市场，也可以选择政府，抑或是选择某个中间形态的机制，来治理社会经济问题。按照这种逻辑，一个复杂社会当中，政府、市场以及各种中间机制是共存的，相互协同发挥作用的。这符合科斯的思想本质。因此，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就能带来一切美好，正如我们看到过去完全的国有化不能带来美好一样。社会需要多种形式的治理机制协调共存。科斯这种对待制度的中立态度直接反映在其后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解读上，《变革中国》一书是科斯及其合作者王宁博士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和国内的流行观点完全不同，科斯和王宁对改革之前的制度并不持完全否定或者完全肯定的极端态度，而是看重变革前后制度内在的某种联系，比如科斯和王宁敏锐地指出，改革之前的制度存在某种分权因素，这种因素导致了改革前的制度和前苏联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同，并且这种分权对后来改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科斯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尽管生前备受争议。科斯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强调制度作用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只科斯一人，并且科斯所讲的制度也不等同于产权，进一步看，科斯所讲的产权明晰就更不等同于私有产权了。国内一些学者有意或者无意地把科斯定理与私有产权有效论等价，这完全违背了科斯的本意。改革三十余年，不同制度类型的企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私有部门并不见得就是最有效率的，而经过了市场化洗礼的国有企业也不见得就最没有效率。从科斯的视角看，现实世界只要存在交易就有交易费用，私有部门有私有部门的交易费用，国有部门有国有部门的交易费用。关键是看在当时的条件下谁更能节约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说，交易费用的节约可能和形式化的制度关系不大，而是要取决于制度实施时的环境和人。过去30余年的改革，我们片面地把改革理解成了从政府到市场的单向的市场化，忽略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重塑和再造，结果可以看到，如今的市场机制反而带来了巨大的交易费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不平等所带来的交易费用。

科斯把制度以及制度内在的交易费用纳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他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科斯的这一发现丰富了经济学的语言和逻辑，我们理解科斯，应该尊重其本意。谨以此文纪念科斯，但愿让科斯还原为一个学者的角色，而不是把他当作社会名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ingxi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