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科斯：一个伟大的创新家

张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最大，一个是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另外一个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 nos Kornai）。科尔奈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有特别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科斯的思想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我自己有幸成为介绍科斯思想的中国年轻经济学者之一。

事实上，我们了解科斯经济思想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在科斯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后不久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他的影响力就更大了，他的几篇论文，比如《企业的性质》，这是1936年写的论文，再比如《社会成本问题》，是1960年写的论文，这两篇论文被几乎每个从事经济学的中国人都读过，可见他在中国的影响之大。

科斯他本人并没有出版过很多书，其实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为数不多的论文里面。在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才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这个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1950年，科斯出版了一本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案例的书——《英国广播业：垄断状况的研究》，他花了大量时间调查英国广播系统的结构以及它是如何垄断的。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一本科斯自己的著作，此后我没有看到过他有其他的书出版，但是他在不同的年代都有过一些重要的论文，比如一篇文章讲英国的灯塔制度，他还专门研究过英国的广播频率的分配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讨论经济学里面最基础的问题的论文，不过我想他最重要的思想，还是体现在他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所发表的几篇重要的论文当中，其中我们最熟悉的是两个研究的成果，这两个研究成果载入了经济学的思想史。

成果一：交易成本

第一个成果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交易成本”，换句话说，科斯可能是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的经济学家。过去，经济学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我相信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交易是有成本的，虽然交易是有成本的！但是我认为科斯是比较早从交易成本这个角度入手，试图理解现实经济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的经济学者，比如说他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他第一次回答了一个问题：如果有市场，如果市场可以在资源分配上做得很好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个经济里面还有大量的企业存在？所以企业和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过去的经济学没有解决、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于把企业的存在理解为自然而然的，所以不会去探讨为什么会有企业。科斯之所以认为企业存在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重要的是他不从生产成本的角度入手，而是认为在交易领域里面也存在着成本，而这个成本是被经济学、经济学家忽略的，科斯抓住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回答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所以才有1937年的文章。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之后才有了后面的关于厂商经济学的发展，才有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

今天回过头看，科斯可能在学生时代已经走了一条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完全不同的路，所以他的思想才会那么猛烈、那么打动后来的经济学家，他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后来也有多个经济学家在交易成本和厂商理论领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成果二：科斯定理

第二个贡献是1961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其实，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一个老问题，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很早开始研究外部性了。但是科斯的这篇文章又是划时代的，不是因为他在技术上有很大的改进，或者创新，主要是思想上的创新，经济学家第一次把法律的问题和经济学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在这篇论文里面，科斯从法学家的角度看外部性问题，也可以说他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但是他最后落脚到经济学层面上。以法律问题开头，但是用经济学回答法律的问题，所以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科斯不仅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家总结为科斯定理的命题，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另外一门新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或者说开创了经济学与法学联姻的一个新天地，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法和经济学这门学科。

这篇论文考察了大量的案例和法官的判罚的文本资料，最后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产权是法律界定的，法律界定的产权无论有效还是无效，从某种意义来讲都不重要，只要这些权利是可以交易、交换的，那么最后这个权利会按照市场的原则分配到使用权利最有效的一方的手上，而不管初始的法律对这个权利的界定是怎样的，所以法律对权利的界定是不重要的，对最后的结果是不重要的，这句话被解读成“科斯定理”。

但是科斯定理是有争议的，因为科斯定理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他强调的到底是哪一方面，这一点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读，科斯定理是强调产权不重要，还是强调产权重要呢？当我们说他强调产权不重要的时候，是说产权的初始分配，也就是说法律界定的最初的权利，对最后的结果的影响是没有关系的，从这个意义讲不重要。说产权重要，由于市场是有缺陷的，产权的交换，不是那么有效，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所以产权交换最后不像我们想象的总是能够把权利分配到最有效的使用这个权利的一方手中。既然这样的话，这个权利最初怎么界定就变得很重要。从前一个方面来讲，产权不重要，因为不管怎么分配产权，最后这个权利给谁是市场说了算，是由交换结果说了算，另外一方面，产权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权利不是总能交换到最有效的使用权利的这一方，所以权利最初怎么界定，就不重要了。

但不管产权重要还是产权不重要，科斯定理都是重要的，因为科斯在经济学家的队伍当中是第一个用经济学眼光去看待法律，他也可能是在法学家的队伍当中第一个用法律的眼光看待经济学，所以他的影响力在经济学和法学界是同等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法和经济学这门学科，可以得到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两方面的欣赏和发展。

“最佳实践者”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不在于他发表了什么分析技术，不在于他对很多问题做了实证研究，甚至不在于他发表了数不清的论文，重要的是他的一生至少在看待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上，有了非常不寻常的原创性的想法，所以笔者觉得科斯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家。但是科斯并没有推翻经济学，也没有推翻法学，科斯在经济学和法学两个领域里面，又都获得了重要的成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来自他推翻这两个学科，而是来自他能够发现对这两个学科以及这两个学科里被学者们忽略的一些领域，而这些领域恰好是金矿，所以他才有了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这两个概念的发现。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在经济学的思想史上会永放光芒。

科斯这一生，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普通、毫不传奇的一生，但是他一生实践着一样东西，用他的学生，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的话说：“科斯一辈子在研究制度，而不仅仅如此，他自己也是制度的最佳实践者”，我理解这句话有三层含义：第一，他研究制度跟很多其他的研究制度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研究的是真实的制度，比如说他研究英国的灯塔，灯塔到底是不是免费的，是不是政府提供的？又比如他研究垄断的问题，他调查英国广播公司。所以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经济学家，一个实践者。

第二，科斯在芝加哥立足以后，其实他的后半生在默默无闻地编辑着一本杂志，这本杂志的名字叫做《法和经济学》杂志，我们都知道办好一本杂志，编好一本杂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所以科斯后半生大部分致力于这个杂志，不仅参与创办，而且还参与杂志的编辑，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第三，科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世界最伟大的制度之一，科斯的家庭、婚姻都非常幸福美满。虽然自己身体不佳，但在他去世之前的几年，他夫人一直住在医院里面，他将近百岁高龄，他还到医院照料夫人，可见他在家庭、婚姻上是多么忠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最佳实践者。

科斯与中国

科斯在晚年的时候，一直说要访问中国，当然最终并没有成行，所以他是没有来过中国的。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的改革兴趣十足，而且给予非常正面的评价。笔者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影响。

张五常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受科斯推荐，回到香港大学，从此张五常先生有比美国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也写出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事实上，张五常在香港出版的《卖橘者言》，也把科斯第一次引入到了汉语世界。所以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能够知道一个叫科斯的人，能够知道产权和交易成本，我想要归功于张五常先生《卖橘者言》这本书。

笔者相信科斯一定知道他的思想、他的论文在中国大陆拥有如此多的读者。他一定很高兴。事实上，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2008年科斯先生倡议并且亲自过问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国际研讨会，笔者也受邀，并提交了和美国同行合作的论文。虽然笔者因故没有到会报告，但是我从各个渠道得知这个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科斯先生亲自与会与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见面、交流。在他接近百岁高龄时，他还希望能够研讨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能够理解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笔者想虽然不能亲自来中国，但是科斯所组织的这些会议，某种意义上满足了科斯本人对中国经济的兴趣以及好奇心。

科斯过世了，大陆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发表微博、博文纪念科斯。科斯的思想到底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影响？今天还很难评估，但是有一点，中国经济学家在思考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使用交易成本、产权这样的概念，笔者想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比科斯更幸运，因为交易成本和产权这两个概念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度里面正在成为被经济学家挂在嘴边的日常用语，这是对科斯最有价值的一个纪念了。

科斯对中国经济学家的影响

产权的改革在过去30年始终贯穿在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当中，甚至于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核心的内容，笔者有幸在上世纪80年代末转入对产权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在1991年在国内首次出版了《现代产权经济学》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以后，迅速受到国内经济学家的广泛的阅读，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很多学生必读的书目。

笔者能够出版《现代产权经济学》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对科斯1937年、1961年以及其他年份的一些论文的认真地研读，《现代产权经济学》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的进程，因为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阶段，变更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界定产权使得市场的交换能够更有效率，使资源分配更有效率，这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产权的思想无疑是能够打动当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

今天，我们纪念科斯，需要提到科斯对中国经济学家的影响，需要提到科斯的思想如何影响到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无论你走到中国哪一个大学，制度经济学或者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任何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关键词。这不是偶然的。这并不仅仅因为新制度经济学跟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有比较大的关联，我想更重要的是科斯开创的这样一个分析经济现象的方式，思考经济问题的更深层次的角度，这能够让经济学家在复杂的经济关系的变革过程当中把握方向，这一点是很多别的领域难以做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陆一度成为一个主流的流派。

当时，每一个中国的年轻经济学家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好像有一点夸张，但是实际上反映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今天看起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上世纪90年代，但是这并不会降低新制度经济学的魅力，也不会降低科斯以及其他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的贡献，以及这门学派的独特的优势。所以科斯去世了，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发表文字悼念，并不是因为科斯跟我们国内这么多的经济学家有个人交往，也不是说我们国内有那么多经济学家跟科斯是面对面的朋友，而是通过科斯的论文，通过科斯发现的概念，让我们几乎中国一代的经济学家接纳了科斯，愿意把科斯当成可以进行思想交流的朋友，当然科斯不仅仅是朋友，他也是经济学大师。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英燕编辑，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