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早报记者 张少杰
简陋的校门上，“定日县中学”五个镏金大字已经褪色，中间的两个字用透明胶带反复固定，胶带里积满了灰。校门后面，是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再往后，是褐色的山脊和幽蓝的天空。这就是世界海拔最高的中学——西藏定日县中学。
6月14日，定日县中学副校长殷壮求戴着一顶印有藏文的牛皮帽，拉着他的两位同事就在这个校门前合影。作为一名援藏干部，殷壮求的任期即将结束，这将是他在这所学校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定日县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440米，位于县城郊外的定日县中学被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中学”。2010年6月，作为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殷壮求从海拔4米的上海九亭中学，来到了海拔4440米的定日县中学担任副校长。
一阵风吹来，校名里的“中”字挣脱了透明胶带，摇摇欲坠。在强烈的紫外线和稀薄的氧气中，殷壮求的笑容和他三年的援藏生涯就此定格。
入藏三道关：
缺氧、少电、饮食
定日县城海拔444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上海的55%，“打电话超过五分钟就喘”。
定日县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北麓珠峰脚下，气候干燥，植被少，县城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自从1995年第一批上海市援藏干部奔赴日喀则地区进行援建以来，定日县都是条件最艰苦的县城之一。
2010年6月，59名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抵达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稍作休整后，定日小组的6名成员蒋仁辉、陆佩华、项春、钱德怀、汪珺和殷壮求一起，来到了上海援藏五县中海拔最高的定日县。
一位援藏干部回忆，在他们的欢迎晚宴上，第五批的一位“前辈”拍着肩膀说：“兄弟，三年不容易。”
身体上的难关，是所有援藏干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这一关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就像生病必须要吃药，这是无法逃避的。援藏要有点男儿的血性，更要有刮骨疗伤的勇气。”一位援藏干部写道。
横亘在他们前面的第一道难题，就是缺氧。
定日县城海拔444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上海的55%。刚到定日，殷壮求稍走几步就严重气喘，每天晚上都头疼、胸闷，无法入睡，白天工作时又没精神，直到一个月后才调整过来。
“打电话超过五分钟就喘，”同为第六批援藏干部定日县住建局长汪珺对定日的高海拔印象深刻，“来之前我们也不理解，跟第五批的前辈打电话，对方说话老是喘，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59名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中，许多人都有因缺氧导致失眠的情况，甚至有人长期服用安眠药。领队闵卫星告诉记者，因为严重的失眠，他每天都需要吃3至5粒安眠药才能睡着。三年下来，几乎所有的援藏干部的嘴唇，都变成了紫色。
第二个难题就是没电。
定日县委书记蒋仁辉对记者介绍，定日县至今仍未接通国家电网。全县白天没电，县城分3个区，晚上轮流供电。
对刚从上海来的援藏干部来说，没电的烦恼可能更难解决。刚来的时候，定日小组的6名干部，因为宿舍没电，甚至需要到网吧里充电。
没电只是定日县艰苦环境的一个侧面。定日县部分乡镇还没有修通公路，县委书记蒋仁辉有时去偏远乡村考察，只能骑着马下乡，这也成为他记忆中对定日最深刻的回忆。
对于定日的援藏干部来说，冬天最难熬。定日10月就将进入冬天，海拔高加上又是风口，因为没电，连普通的照明都无法保证，更别提取暖。蒋仁辉介绍，刚来的时候，他们只能生炉子，用牛粪、干柴等当燃料。
入藏的第三道难关，就是饮食。
对于这些来自上海的干部，西藏的饮食也是一道难关。入藏三年后，每顿饭前加一碟小米辣，已经成为了定日县常务副县长项春雷打不动的习惯，而来西藏之前，这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从来不吃辣椒。
“这里东西少，口味比较淡，多吃点辣椒能刺激食欲。”项春告诉记者。
对于西藏的饮食，援藏公寓食堂的大师傅王志华感触最深。2012年，王志华从上海锦江饭店调入日喀则上海援藏公寓工作，征集了援藏干部的意见后，他打算在高原上做出本帮菜的味道。
高原上做饭，困难不少。首先，海拔高导致气压小，每次炒青菜前，王志华必须要用高压锅先炖一下才能再炒。其次，拉萨的肉虽便宜，但蔬菜很贵。王志华告诉记者，菜市场的毛豆曾一度涨至30元一斤。最关键的是，每个援藏干部每天的餐饮标准只有30元。
在有限的经费和高昂的菜价两面“夹击”下，王志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尽量做得好吃，量不要太大，这样才能减少浪费。”
他还烧出了援藏干部口中的食堂“四大名菜”：南乳肉、红烧肉、糖醋小排、红烧大排。“食堂刚开始做南乳肉的时候，盘子里面的汤都不剩，全部吃完了。”一位援藏干部回忆道。
更大的考验：
寂寞比缺氧更难过
有一天，孩子对家人说，爸爸就是电话，“因为爸爸老在电话里出现。”
克服了身体的不适应，更大的考验在心理层面。
日喀则的夏天，太阳22点钟才落山。“在日喀则，寂寞比缺氧更难过。”第六批援藏干部领队闵卫星直言。
援藏干部们多数步入中年，很多人在原单位担任重要职务，每天围着工作和生活忙碌，来到西藏，吃集体食堂，住两人一间的宿舍，而且还有晚归时间限制，“突然都变成大学生了。”
他们的生活轨迹就是单位和援藏公寓两点一线。吃完晚饭后的时间最难打发，他们常坐在宿舍楼下聊聊天。
三年里，来自上海市民政局的援藏干部刘伟权在自己的电脑上反复看了几遍热爱的电视剧《亮剑》，这个剧他早就喜欢，但在上海，因为太忙，他一直没时间看完。
虽然有了多一些的空闲时间，但日喀则匮乏的文化活动，让援藏干部们很难熬。在日喀则呆了几个月之后，厨师王志华打算去日喀则的电影院看场电影，但电影院只有票价，没有排片表。工作人员告诉王志华，他是今天唯一的观众，什么时候想看，就什么时候放映。
殷壮求性格乐观外向，在这三年里，和其他定日的援藏干部一样，空闲的时候，他喜欢和当地的藏族同事相处，和藏族同事一样，他也为珠峰而自豪——定日县城离珠峰大本营仅几个小时车程，他去过珠峰大本营几次，留下不少照片。
他爱上了关于西藏的流行歌曲，甚至能唱几句藏语歌。单位的藏族司机喜欢在开车时放乌兰图雅的歌曲《高原蓝》，“高原红啊高原蓝，想念高原上，纯洁的那一朵蓝。”他放开嗓子跟着唱，歌声不算优美，但唱得雄壮豪迈。
援藏干部多数有家室，下班之后，许多人都会和家人电话或视频聊天。王志华的孩子只有几岁，他几乎每天都给家人打电话。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有一天，孩子对家人说，爸爸就是电话，“因为我这个爸爸老在电话里出现。”
电话也是殷壮求与亲人沟通的主要渠道。他最渴望的是家里来电话，最害怕的是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殷壮求的儿子正在读小学，有次，他在电话里告诉殷壮求，学校需要开家长会，希望爸爸早点回来，殷壮求忍着泪水，鼓励他好好学习。
改革初见成效：
教育理想照进现实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增强了教师的基本素质，提高了定日县中学教学质量。
刚来定日的时候，殷壮求拖着一箱子书，里面装满了九亭中学老师的讲义和备课笔记。他抱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热血，打算在这里大施拳脚，将上海的教育经验介绍到定日。
但是，他逐渐发现两地的巨大差异。在上海，许多老师上课都用PPT，但定日县城缺电，别说用电脑，连电灯都不能保证全天亮，教学方法“只能是一支粉笔一本书”。
此外，学生都是藏族学生，比起内地学生，多了一道语言的障碍。老师上课的信息量不能太大，否则学生不易消化理解。
更重要的是，定日县中学老师的工资和绩效关系不挂钩，上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直接的表现，就是定日县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之间鲜有互动，常常是一节课就老师在讲台上讲，不管学生听课效果。“如果老师只站在讲台上讲，那是不合格的。”殷壮求认为。
他决定先从师资抓起。对于好老师，他有一个判断标准：老师是不是在教室走动。来定日之后，殷壮求给老师们上了一堂公开课，传递给藏族同事的第一个教学理念是：“必须学会在课堂上走动，最好走过每一个学生身边。”
此前，因为资金紧张，定日县中学的老师都没有绩效奖金，造成了大锅饭现象。为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在殷壮求的推动下，定日县设立了教育系统的“园丁奖”，每年拿出25万元奖励在管理、服务、教学方面成绩突出的老师，名额在60个左右，并在全县进行宣传。
2012年，经他联络，定日中学组织了两批培训，第一批是把骨干教师送到上海去跟岗培训，学习内地的先进教学经验；第二批是从上海市松江区请了一个讲师团来定日中学，给老师进行面对面的培训。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增强了教师的基本素质，提高了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定日县中学校长达娃对记者说。
对于上海的培训，语文老师贡嘎印象深刻。此前，这位32岁的藏族汉子去过的最远地方是拉萨，“去了上海，我才知道有这么多认真的老师和多才多艺的学生。”
殷壮求的改革已初见成效。2010年，定日县中学考上内地西藏班的学生数量为0，而2013年，有7名学生考上了西藏班。
难忘藏区百姓：
受到的教育比给予多
扎西卓玛离家打工赚大学学费，殷壮求承诺资助，卓玛奶奶翻过5000多米高山来致谢。
因为任期临近结束，不少藏族同事带着哈达来到殷壮求的住处，和他话别。采访间歇，殷壮求出去了一趟，“和几位弟兄聚了一下。”他解释道。
他喜欢用“弟兄”这个词。
殷壮求记得，2011年7月，6名定日县干部的家人组成了一个亲属团，从上海来定日探亲。定日的干部中，只有定日县住建局长汪珺没有结婚，大家商量给他办一个婚礼。
婚礼地点定在海拔5000余米的珠峰大本营，几个人出谋策划，为婚礼出主意。可惜由于天气原因，婚礼被迫取消，汪珺的婚期也只能拖延到援藏结束。
“如果成功了，可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婚礼。”大家和汪珺开玩笑。
最让殷壮求难忘的是藏区的普通老百姓。殷壮求说：“藏族的百姓真的非常淳朴，我觉得我受到的教育比我给予的多。” 2011年，一个名叫扎西卓玛的藏族女孩考上了拉萨师范学院，但为了挣学费，她只好离家打工赚钱，殷壮求承诺资助到她大学毕业。
为了表示感谢，扎西卓玛的奶奶乘坐拖拉机、马车，翻过5000多米的加乌拉山，花了几个小时赶到县城，给他送了一袋风干的羊腿和糌粑。
援藏三年：
西藏已经印在骨子里
“眼睛的天堂、身体的地狱、精神的故乡。”三年后，殷壮求如此总结西藏三年的生活。
今年6月18日，第七批上海援藏干部抵达日喀则。这也意味着，第六批援藏干部的使命即将结束。厨师王志华做了一个表格，列出了他总结的菜谱，交给继任者衡山集团的厨师盛怡明。
殷壮求的继任者是泗泾中学的魏春杰。殷壮求对自己三年的工作做了简单介绍，也提出了些建议。
可以肯定的是，三年间，学校的基础设施已经有所改观。殷壮求刚来学校的时候，和其他两名老师挤在一个房间，而继任者魏春杰已经可以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在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殷壮求和同事在校门口合完影后，正式离开定日县中学。“要走了，还是有点舍不得。”他说。
时光倒回三年前，2010年，在报名援藏时，时任九亭中学副校长的殷壮求并没觉得援藏有多难，一开始他甚至没有通知家人。在经历层层筛选，确定入围后，他意识到去西藏这事“不是闹着玩的”，才告诉了家人。三年后，他形容当时的自己是“无知者无畏”。
“眼睛的天堂、身体的地狱、精神的故乡。”三年后，殷壮求如此总结西藏三年的生活。
“短期来西藏旅游，你会觉得西藏很漂亮，是眼睛的天堂；呆的时间长了，才发现对身体有损害，是身体的地狱；我现在呆了三年，觉得西藏真是精神的故乡。通过我们和藏族老百姓的接触，在这里，你只看得到人性中的真、善、美。” 三年下来，殷壮求的性格也有了改变。以前他的性格很急躁，经过三年的西藏生活，殷壮求的性子已经慢了下来。“这里生活节奏慢，对着蓝天白云，你不能不慢下来。”
离开定日前一天，殷壮求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了一首小诗：最后两句写道“山水云天情犹在，相见时难别亦难”。
回到上海三个月后，殷壮求在家里看电视，遥控器按来按去，但看到西藏卫视的图标，总忍不住多停几秒。
他依然很关注西藏的新闻，还喜欢听《高原蓝》。现在，和朋友聚会，他多了个标签：援藏工作者。谈起西藏的风土人情，他眉飞色舞，总对西藏纯朴的藏民赞不绝口，“西藏已经印在我的骨子里了。”殷壮求说。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