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刚刚读完的一本书是《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面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发展的历史场景，似又一幅幅展现在我眼前，以致夜不能寐。
上海市长，这是一个重要职务，而朱镕基到任，给自己定了“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词、不受礼”。当然，“不登报、不上电视”，记者不答应，朱镕基说，“如果都要报道，天天报上都是我，这有什么好处？我哪有这么多好思想、好点子呢？”(118页)《实录》收集了他给当时统战部长关于“不题词”的信(119页)。记得1991年底，朱镕基已经赴京任国务院副总理，笔者在中央党校学习，有校友托我通过他秘书，想请朱镕基在他主管的领域的一本画册上题词，他没有同意，秘书多说一句“这个领域是你主管的”，他说，“你再要求，题词可以，不过你该换岗位了”。严于律己，可见一斑。
确实，当市长、当总理，是重要公职，有多少人会找上门。处理公务，朱镕基的信条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凡是展示个人形象的，朱镕基的“戒律”，则近乎严苛。与我们现在不少干部对“张扬政绩”的形象工程的“热情”与“热衷”相比，朱镕基的“低调”是那么的可贵！
为国家为人民办实事，朱镕基是“高调”的。龚浩成曾是我同事、老师，他在《实录》出版后的回忆文章中说，1989年底讨论金融改革有两个话题，一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另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对后者争议较大。面对争议，朱镕基的方式是，“对外高调，多多宣传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低调，干出实绩”。在这种办事风格的影响下，上海在建外资银行、办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改革方面，敢为天下先，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宣传改革开放，朱镕基也是高调的。记得1991年元旦后，时任《文汇报》理论部记者的我，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1991年1月26日在理论版刊发一整版的访谈录——“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文章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放权让利到注重经济机制的转换”、“企业改革要逐步实现四个‘分离’”、“辩证地处理稳定、改革与发展的‘三角关系’”四个观点。发表不久，有朋友告诉我，时任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同志在市委党校的一次学员大会上表扬了此文，说“我很同意刘国光的观点，如果《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发在头版头条就好了，可以引起全国更多同志的关注”。须知，当时“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写入中央文献，访谈文章所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社会化、商品化过程中必须的，并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标志”的观点十分前沿。由此可见朱镕基在推进改革方面的敏锐目光和坚定态度。
朱镕基的高调还在于：对干部负责，实话实说，敢于当面批评。干部中有这样的说法，朱镕基直接管的那层厅局级干部“最怕他”，因为他会当场询问一些重要问题，上海话管这叫“现开销”。朱镕基多次说，“要管住506位正局级干部”。当时纺织局负责人梅寿椿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都知道，上海纺织行业是被朱镕基同志批评最多的，我们也感到他对纺织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对纺织的改革发展帮助也是大的。”比如，朱镕基敢于拍板的作风，使梅寿椿感受深切。购进口棉花的8000万外汇额度，要在两三天里批下来，没有人能做到，梅局长去朱镕基家找他，朱镕基听后，当场打电话给人民银行行长，困难得以迅速解决。
对干部廉政问题，朱镕基也是高调的。他说：“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45页)据说，有一次，朱镕基去嘉定考察，无意之中，有位嘉定领导拿出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打火机，炫耀一下。朱镕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纪委的同志作了调查，此名干部由此受到了处罚。
朱镕基坦坦荡荡的“高调”和严于律己的“低调”，用现在流行的字眼概括起来就是：宣传正能量不遗余力，为民办事敢担当、敢决断，对腐败行为零容忍。
我们正在进行破除“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录》一书的出版，是一本针对性极强的教材。细读此书，我们会受到改革开放奋斗精神的鼓舞，受到高尚道德情操的陶冶，掩卷自问：我应该怎么做事？怎么做人？
本文来源：文汇报
作者：周锦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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