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谈雅典民主与西方民主传统

关于民主，是一个说得太多，却又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围绕民主，存在着古代与现代、大众与精英、直接与间接、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与紧张，而常常与民主相伴出现的“自由”、“宪政”、“共和”等大词，更是给民主涂上了形形色色的油彩。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黄洋教授浸淫古希腊史研究多年。他说，希腊文明最辉煌的创造，都在民主制下的雅典产生，对雅典民主的最流行的批评莫过于“暴民统治”，但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辉煌的思想、艺术、文化，都诞生于一群暴民之手。谈到如今戴上各式“帽子”的民主，黄洋说，从制度上来说，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并非来源于雅典的民主制，而是来源于罗马的共和制，“现代西方人重新定义了民主，民主的古典意义已经被放弃了”。

郑诗亮 沈 奕

雅典民主曾经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雅典最终败给了斯巴达。从历史上看，民主并没能战胜专制，甚至无法维系长期繁荣。面对战争威胁，民主是否过于低效，以至于无法保证国家稳定？

黄洋：这不是民主和非民主的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古代希腊是个有其独特性的文明，它是由一个个城邦组成的世界。这些城邦实行的制度各不相同，有的是贵族制，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寡头制，但它们形成了一个国际体系。在这个国际体系中，所有的城邦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彼此共存，相互认可。但是，这个城邦世界面对强大的外来势力的时候，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希腊人在希波战争取胜是十分侥幸的。这不只是雅典的问题，包括斯巴达在内所有的希腊城邦，都抵挡不了马其顿这个北面的强大王国的征服。民主并不一定就能战胜专制，这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历史地分析的。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它有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如果是一个国家本身比较弱小，哪怕它实行民主制，面对强大的外敌，也不一定能够生存。究竟能不能抵挡外敌，虽然政治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整个国家的基本国力，也就是领土大小、人口多少、经济力量——用现在的话讲，还有科技的力量。这是一个实力的问题，不能说一个国家民主了就战无不胜。历史上的雅典所遭遇的困境，比如战争上败给斯巴达，是有具体原因的。

和雅典相比，早在公元前约七世纪初，斯巴达的城邦制度就已经成型了，在希腊世界中算是很早的，它很快成了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军事力量尤其强大。从公元前七世纪初，一直到公元前四世纪，至少四百年的时间，斯巴达在希腊世界是没有敌手的，有一支无可匹敌的陆军，这在于斯巴达城邦实行的是社会和军事一体的制度。而雅典城邦的发展，实际上是比较晚的，公元前六世纪初，它的城邦制度才开始建立起来，从梭伦改革，经过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再到克里斯提尼改革，虽然中间穿插了僭主政治，整体是趋向民主化的。其实，在希腊世界，不只是雅典，还有很多城邦国家采取民主制，只不过现存的雅典民主的史料比较丰富，我们很清楚它是怎样运作的，其他的城邦民主制，没有史料记载。到公元前六世纪末期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的实力不断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纪达到发展的顶峰。特别在希腊-波斯战争期间，其实是雅典而不是斯巴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差不多在希腊世界获得了和斯巴达同等的地位，成为两个并立的超级大国，这恰恰说明雅典实行的民主制是成功的。这个时候的雅典强在海军，虽然陆军仍然无法与斯巴达抗衡，但它有一支庞大的、在希波战争之前建立起来的舰队。

雅典是在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的。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涉及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很难简单归咎于民主制的失败和贵族制的胜利。有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战争中斯巴达建立起了海军。其中，波斯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波斯没有直接参战，但是它资助斯巴达在战争后期建立起了一支舰队。没有这支舰队，斯巴达至少不能那么顺利地胜过雅典。当然，在战争中，雅典有明显的失误，就是公元前415年到前413年的西西里远征，这个失误，导致它的主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西西里远征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政治决策的失败，因为这个战略决策是亚西庇德力主，在公民大会上投票决定的。但真正的失败原因，其实是战场指挥出了问题，雅典舰队的实力肯定是超过西西里的，可是却打了败仗，而且是全军覆没的大败仗，两百艘战舰出征，回来的只有几千人。这是战术上而不是战略上的失误，因为攻打西西里不是没有道理的，西西里可以成为斯巴达的后援。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问题推给民主制。我不觉得民主国家在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上一定占优，军事指挥出了问题，一样是要打败仗的。

历史上，罗马继承了雅典的“衣钵”，袭用雅典式民主，却最终成为帝国。这是否说明民主制存在制度上的漏洞，容易被野心家利用和操控呢？

黄洋：所谓“罗马继承雅典的 衣钵 ”这个说法不太准确。罗马人在政治上可能接受过希腊的影响，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继承雅典的政治制度。公元前451年，罗马人在制定最早的成文法（即后来所说的“十二铜表法”）的时候，派一个代表团去希腊考察过。但罗马建立共和国是在公元前509年，而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是公元前508年到507年，从时间上说是不可能的。西方学者现在普遍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建立，而罗马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雅典还没有进行克里斯提尼改革。所以，罗马实际上是创造了另外一套政治制度，也就是共和制，它和希腊的民主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传承关系，而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罗马共和制在政治架构上由三个要素组成。首先是国家元首，也就是两个执政官。其次是元老院，这是共和政体里实际上的决策机构，基本上由一个世袭的贵族群体来把持。其他人很少能进入这个群体，像西塞罗这样的所谓“新贵”，在里面占的比例很小。第三是公民大会，罗马政体的民主成分，就体现在这后一个机构上面。罗马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是执政官，实际上最高行政决策是元老院做出的，而公民大会则有权立法和选举高级行政长官，这是它最重要的职能。

我们再来和雅典的民主制作个比较。雅典的立法、选举和最高决策都在公民大会，而且大部分的官职是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只有少数需要专门技能的官职（如十将军）除外。无论公民的财富或者社会地位差别有多大，就是说无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还是大字不识的农民，都有均等的担任官职的机会。只要被抽中，任期都是一年，大家轮流执政，这就把公民的平等推到了极致。选举对希腊人来说不是民主制的象征，而是贵族制、精英制的标志。因为选举只能选出精英人物，而不能选出普通人。这一点对现代人来说可能无法理解，但雅典民主实际就是这样的。雅典的公民大会是由所有二十岁以上的公民组成，没有财产限制，而且进行投票时是一人一票，以多数票为准进行决策。而罗马的公民大会实行团体票制，实际上决策权被操纵在了贵族手上。公民有参与权，却没有实际的决策权，真正的决策权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所以，历史学家给罗马共和政体下的判断是，它是一个“寡头政体”。不过，也有西方学者试图为罗马共和政体翻案。牛津大学有一位叫作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的退休教授。他在退休前，是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讲席教授（The Camden Professor of Ancient History），这是英国地位最高的罗马史教职。弗格斯写过一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书名叫《共和国后期罗马的民众》（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这本书主要反对我前面提到的传统的说法，也就是罗马共和政体主要由贵族把持，民众只是象征性参与，对政治决策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勒提出，罗马共和国后期，民众对政治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罗马共和制某种程度上是民主制。但西方的大部分学者不太接受他的观点，所以，这只能算是他的一家之言，不能说是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见。总而言之，在我看来，罗马共和制到最后蜕变为帝制，不能怪到雅典民主制头上，这是罗马共和制不能适应罗马大规模扩张、贵族统治集团又不愿接受损害其利益的改革所造成的。

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多数决”。然而，能够行使民主权利的雅典公民据估算只占整体人口一小部分。包括以研究古希腊历史著称的芬利（M. I. Finley）在内的西方学者认为，雅典正是因为奴隶制发达，民主才得以兴盛。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雅典民主其实并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排斥大多数人的极少数人的统治？

黄洋：这我同意。我们所说的雅典民主，其实不是现代意义上全民都是公民、全民都有权参与的“民主”，参与者只占整个社会成员一小部分。我们要意识到，希腊的民主是公民群体内部的民主。而公民群体是个特权群体，奴隶、外邦人不包括在内，妇女虽然有公民权，但实际上也是不能参与的。所有讨论雅典民主的人，至少是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很清楚，没有人说这是所有人的民主。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在这个特权群体之内，民主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它背后的根本观念是什么，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政治形态相比，雅典民主政治的创造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根据现在的民主标准，批评雅典民主制实际上不“民主”，因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包括全体社会成员，至少成年人是包括在内的。但是我们要历史地看待问题。英文里有个词anachronistic，我们通常翻译为“年代错乱”，拿二十一世纪的价值标准，去评断雅典民主，就是典型的年代错乱。我们还是应该像陈寅恪说的那样，对那个时代有“同情之理解”。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雅典所创造的这种制度，和同时期其他的政治制度相比，有着不能忽视的创造性，非常的独特，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整个希腊文明的古典时期，也就是它的高峰时期，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而这一时期，希腊文明最辉煌的创造如文学、哲学、艺术等，都是在雅典产生的，而且是民主制下的雅典。很难想象这些思想、文化、艺术的创造，和民主制没有关系。对雅典民主最多的批评可能就是“暴民统治”了，可是，如果雅典仅仅是由这样一群暴民来统治，它能够创造这么辉煌的成果吗？

另外，在我看来，雅典民主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大部分公民都接受它，这套制度也非常稳固。这从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来。雅典民主是从公元前508年建立起来的，公元前411年有一次寡头政变，但寡头政府仅仅维持了四个月，民主制就恢复了。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占领雅典，雅典无条件投降，持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胜利、雅典失败告终。一般来说，这常常会导致政权的更替或政治制度的改变。斯巴达军队占领雅典后，扶持起一个叫作“三十僭主”的寡头政体，但是雅典的大部分人并不接受寡头统治，民主派予以强烈抵制，甚至最终诉诸了武力。这个寡头政体也仅仅统治了十个月，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民主政体。这两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雅典的大部分人是接受民主制的。我们再来看公元前403年雅典恢复民主制后的情况：民主制度持续到了公元前338年，直至希腊所有的城邦臣服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为止。即使这之后，甚至到希腊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之后，雅典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但作为马其顿和罗马治下的一个自治市，它的内政依然沿用古典时期的这套民主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只是大家都不怎么关注而已。这说明，雅典的这套制度是稳定的，至少是深入人心的。虽然形势的动荡，会对它造成破坏，一旦形势稳定下来，这个制度又会重新得到恢复。就算我们不把马其顿征服雅典以后这段时间算在内，雅典民主从公元前508 / 507年到公元前338年，也存在了一百七十年的时间，将近两个世纪。跟这段时间相比，现代民主也长不了多久。从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制定美国宪法的时间算起，现代民主也就两百多年，比雅典就长那么一点。

另一个对雅典民主的批评是：它缺乏对个人，尤其是精英的尊重，常常通过陶片放逐法预防性地放逐一些杰出人物。据说，曾有雅典市民因为讨厌到处都有人称赞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阿里斯提德为“公正之士”，决定在陶片上写下阿氏的名字放逐他。对此，您作何评价？

黄洋：说民主的雅典对精英人物不包容甚或迫害，其实是完全不了解雅典民主政治。事实上，在雅典民主政治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能够举出的精英受到打击或者迫害的例子并不多。显见的一个是陶片放逐法，它所涉及的主要是精英人物；另一个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问题是，这几个例子并不能证明雅典民主政治全面排斥或者迫害精英阶层成员，甚至不能说明民主的雅典城邦有意这么做。陶片放逐法和苏格拉底之死各有其特定的背景，不能在不考虑背景的情况下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