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教授杰出的经济学贡献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他哺育了几代经济学者。科斯使我们对制度及市场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外，这位世纪老人，对中国这片遥远的、他从未到过的土地，有着深切的关怀，注入了灼热的感情。在痛惜这位经济学大师辞世之际，缅怀他的思想财富，重温他的中国情怀，珍视他对中国发展的忠告，让我们百感交集，悲之、痛之、思之、叹之。
我对科斯的了解，除了研读他的著作外，更多的是来自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张五常教授。
我与张教授结识已经十年有余。每每茶间饭后，听张教授谈他与几位经济学大师的故事，让我们收获颇多。这其中谈得最多的就是科斯教授。张五常教授说，科斯不是他的老师，但学界多认为科斯是他的老师。这个误会，张五常不反对，科斯也不反对。五常教授认为，他与科斯在学术思想上最接近，而在科斯眼里张五常是科斯定理最佳的解读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张教授与科斯共同研读经济学的两年是他们最宝贵的回忆。科斯说，他希望是二十年而不是两年。张五常几次谈到他非常惊叹科斯的洞见。张五常说，他经常询问科斯《企业的本质》，《社会成本问题》你是怎么想到的呢？为了回答张五常，科斯找到了当年他的日记书信，张五常还说：“好羡慕科斯，文章一出就像丰碑一样地屹立在那里。”科斯没有孩子，张五常就将自己的儿子起名为罗纳德。小罗纳德与老罗纳德有着很深的感情。一次小罗纳德问老罗纳德，怎么才能在学术上有贡献。老罗纳德说，你只管耕耘，有没有贡献，看你碰巧踩中了什么，我一生就踩中了两次。
科斯是经济学界少有的只以两篇文章纵横天下的高人。两篇文章，两座丰碑，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及法律经济学的基石。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本质》这篇文章，时年26岁，文章的构思是1931年左右，他才20岁。《企业的本质》石破天惊的两问——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的边界在哪？——引发了经济学界对制度问题的关注。科斯解释，企业为什么存在是因为市场交易有成本，企业的存在节约了市场交易成本。当然企业内部也有组织协调成本，当企业内部组织协调成本较高时，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率。企业的边界是市场交易成本等于企业组织协调成本。科斯的贡献不是成功地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存在，而是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概念——交易成本。交易成本非零，制度才重要。有的制度交易成本高，有的制度交易成本低，制度变迁是从交易费用高的制度向交易费用低的制度演变。考虑交易费用，经济学才走向了真实世界。忽略交易费用，是黑板上的经济学。有一次，《经济学消息报》主编高小勇问张教授，交易费用和产权哪个重要？张五常毫无犹豫地说是前者。高小勇又问，你和科斯谁的贡献大？张五常说：“没有科斯，我连方向都找不到，无论我走多远，科斯是为我指明方向的人。”
1960年，科斯的第二座学术丰碑《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说起这篇文章，不能不提科斯1959年发表的另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文中，科斯研究的是美国无线电波。渔民出海打鱼用无线电波与家里联络。但是你使用的时候影响我，我使用时影响你，非常混乱。一般认为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这就需要政府管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是管制的机构。科斯认为，市场混乱的原因是因为无线电波产权不清。若将每个频道的无线电波产权明晰给个人，然后通过市场产权交易，完全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这稀缺的资源。这篇文章被经济学界归纳为科斯定理。张五常讲，他读这篇文章时，久久不能入眠，连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波都可以界定为私产，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界定为私产的呢。而产权明晰，交易费用不高，是市场交易的前提。科斯在这篇文章中，将存在外部性必须由政府管制的传统结论颠覆了。
《社会成本问题》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后续文章。《社会成本问题》开篇就提出了问题的相互性，甲侵害乙，乙是受害者。但不允许甲侵害乙，又侵害了甲。例如，允许吸烟侵害了不吸烟人的利益，而不允许吸烟又侵害了吸烟者的自由，如此看来，侵害是相互的，是难免的。应该允许社会成本最低的侵害出现，无疑这是法律经济学的逻辑。
也许是与张五常亦师亦友的交往，科斯对中国有着深切的情怀。上世纪80年代初，他力劝张五常教授回国，到港大任教。他认为，中国正发生着制度变革，而张五常懂产权及交易费用理论，香港又是观察中国内地改革的前沿阵地，张五常回到中国，会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贡献。2008年及2010年，科斯两次拿出自己的诺贝尔奖奖金，在美国召开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
大师已去，我们希望这位一生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杰出学者，对中国的拳拳之心及殷切的忠告能够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
罗纳德·科斯教授永垂不朽！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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